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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毅运河保卫战 　　“对于仪征来说，这里相当于辽沈战役的锦州。”江苏仪征市东北的施工工地上，水利局员工彭毅指着地图上自己标出的一个红色标记，兴奋得像个准备决战的将军。 　　不远处，仪扬河畔，淘宝人一锹锹掘着河底露出的淤泥，各式各样的瓷片很快装满了一袋。早些时候，随着几项工程的施工，“仪征有宝贝”的消息已经在南京、扬州两地传开，不时有“专业化”的淘宝团队到来。 　　彭毅知道仪征真正值钱的并非那些瓷片、陶碗。这片土地埋藏着更有价值的“宝贝”――一条古运河道，宋、明两套船闸――它们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着非凡的意义”。 　　他的判断依据是，2011年12月18日，当地在仪扬河水利工程中，一排整齐的古代木桩被施工队挖了出来，瓷片也随地可见。彭毅断定，这些木桩正是他寻找了多年的宋代真州复闸遗迹（仪征古称真州）之一。 　　结果，仪征考古队并没有开展正式的考古挖掘，只在不破坏施工现场的情况下，于2.5米地沟内草草清理出了两件宋代瓷瓶。而且，考古队还是打着彭毅的旗号，与施工方交涉，争取到3天“考古”时间。 　　彭毅有些愤怒，“这工地正是宋、明两套船闸交汇的‘咽喉’要地。”在仪征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他，决定放手一搏，要用这些别人眼里的“烂木头”，为仪征在大运河的申遗中争个名分。 　　一个小人物的努力 　　在仪扬河水利工程重新开工那天，彭毅按照单位领导的要求留在了水利局。他为此内疚了好几天。他觉得，正是因为自己没有守在现场，施工方才得以用水泥将挖出来的古代木桩掩盖。 　　“我对不起真州闸，但我对得起水利局了。”重新谈起此事，彭毅一改一贯的桀骜不驯，声音突然变得低沉，“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点东西。”为了这句话，他已经“打”了3年“硬仗”。 　　在过去的日子里，他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根据一份份史料、一张张古地图，穿梭在仪征的大小街道，寻找每一处船闸曾经的所在。家中院墙外，被他堆满了四处买来的古闸石料，而院中摆满的盆景却大都已经破败。早些年，他还甚爱那些花草、玩物，但自从跟古船闸较上了劲，就再也没工夫伺候这些宝贝。 　　3年里，建筑工地上每挖出一块古砖石，他都要花上10块钱买下。后来，家中实在没有地方，他就每块再多花上30块钱，雇车把石头运到乡下的朋友家里。买石头、找史料、雇人工、跑文物部门……为了那些早已看不到的古船闸，彭毅前后花费十几万元。他喜欢把这一切都比作“战斗”。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真就是辽沈战场上的林彪，“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阵地’。 　　3年的研究、探寻，让彭毅坚信：仪征地下，一定仍埋着宋代真州复闸和古河道的遗迹。倘若喝上点酒，他干脆闹着要雇台挖掘机，“明天倒要给你挖开看看，底下到底有没有宋代的东西。” 　　“宋代”，是令他激动的字眼。他时常幻想宋时仪扬运河上的“舻尾连翩万斛舟”。在宋以前，长江与运河之间的水位差，一直是困扰运河漕运的难题，直到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仪征修建了由潮闸、清江闸、腰闸组成的真州复闸。 　　在彭毅看来，真州闸不仅是大运河的见证，而且其水工技术是大运河最典型的代表。他时常向新来的朋友念叨，“真州闸建成347年后，荷兰才出现欧洲最早的复闸”，“复闸的原理至今仍在葛洲坝等水利工程上使用”…… 　　“被遗忘”的古闸 　　为了生活而忙碌的人们，很少有人注意到“真州复闸”――直到彭毅的研究成果被媒体报道，仪征市档案局的人才给他打来电话，问他宋代的水利图到底是在哪里查到的。这时，他才意识到，申遗之初，相关部门并未意识到真州闸的价值与存在。 　　2007年，国家文物局宣布扬州为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牵头城市，并在扬州设立了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下称“申遗办”），三十几个城市就大运河保护规划的编制与申遗达成了“扬州共识”。 　　然而，大运河是特殊文化遗产，怎么做规划，国内未有先例。 　　2008年秋，大运河沿岸三十几个地级市层面的保护规划完成。这年9月，彭毅看到《扬州晚报》说，“扬州市已初步选出五个运河遗产申报点”，仪征段正是其中之一。不过，让他奇怪的是，那篇报道并未提及真州闸。 　　“因为研究不够，在制定规划的时候，专家组并不知道哪些需要保护，所以只能依靠地方的力量。”作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光亚坦言，扬州方面研究的切入点与申遗专家组并不太一样。 　　朱光亚认为，扬州相关部门当时只把“地上能看到的东西”纳入到了保护范围，而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要申遗成功，我们就要告诉国外的专家们：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复闸’在这。虽然我们地上看不到了，但是地下还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早最辉煌的古船闸到底埋在哪里？ 　　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彭毅在保护仪征最后老街区的过程中听说，因为当地一个名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