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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里ＳＡＲＳ病毒 　　 　　对于流行性疾病的探讨，早在16世纪就有一个内科医生为“传染”下定义说，它是由“感觉不到的颗粒的感染所引起的某种极其精确地相似的腐坏，它在一定组合的物质中发展，从一个事物传到另一个事物”。按照新华社发布的消息，4月下旬这次非典疫情，从26岁的安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宋某开始，传染给和她有接触的人群，其中一条很重要的扩散线索是曾在3月29日至4月2日期间护理她的主管护士、北京健宫医院的李某，她被确认为北京首例确诊非典患者。 　　由于卫生部、北京市及相关单位迅速采取果断措施，这次SARS防治成效明显。5月4日晚李某出院，5月10日宋某也已出院，5月8日，安徽115名密切接触者已全部解除医学观察，5月9日，北京已有693人解除医学观察。不过这个最终的句号划起来却并不容易――关于此次SARS的传染源还没有最终定论，只是所有箭头都指向了宋某进修的所在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卫生部于4月23日成立了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组成的专家调查组，对此次SARS的感染来源开展专项调查，WHO派专家参与了调查工作。据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介绍，调查组分别对杨某和宋某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对其同实验室的所有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对病毒所做了现场调查和采样，并将采集样本分别交由两个国家级实验室和一个WHO网络实验室按统一的技术方案进行了检测。 　　按照卫生部规定，全国各地的SARS毒种都必须汇集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毒种保存中心，一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说，卫生部作这个决定的考虑就是为了安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目前尚无官方定论，不过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迎接隔离人员解除隔离时说，在病毒所今后的安全管理和健康检查方面要改善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放在更大的背景上，世卫组织流感监测专家吉尔伯特强调，在中国的疫情监测系统中应加强对病例的发现，特别是对实验室工作人员。他说，从最近四次发生的非典疫情看（新加坡、台湾省、广东省及此次疫情），有三次疫情与实验室有关，全世界范围，都应对所有实验室工作人员加强监测工作 　　关于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前身、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王克安说，病原是一种生物污染物，人们要搞清楚病原生物就必须要接触它、研究它，但要满足一个原则，就是在接触过程中不被伤害。不只包括接触它的操作者，也包括环境和其他人，即要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病原微生物不会从实验室泄漏到外界。因此，涉及到安全的几个方面就很重要:实验室及设备等硬件是否符合要求、操作规范是否落实和安全管理制度是否有效。 　　卫生部组织的专家组认为确实感染来源，还需要对实验室可疑实验材料进行SARS病毒分离、鉴定及序列测定，采集两病例及其传播病例的标本进行病原分离、鉴定及序列测定。因此，最终查清病染来源尚需一段时间。有关4月23日确诊为SARS疑似病例的在病毒所工作的杨博士和宋某的相关信息也很少，甚至他们是实验室直接感染还是间接感染也没有明确说法。世界卫生组织驻华新闻官鲍伯?迪兹认为，只有做了全面调查以后，才能作出结论性回答。“如果宋和杨确实没有直接接触过SARS病毒，而调查结果又证实是在实验室感染，那就意味着这个实验室一定违反了某个安全制度，造成他们无意中感染。” 　　 　　安全难题 　　 　　实验室安全就是要建立保护屏障，从这一点出发，王克安说，根据微生物的危害程度不同，实验室分为四个生物安全等级，目前SARS病毒的实验在P3实验室内进行。P4实验室级别最高，用于对个体和群体有高度危险的病原生物实验。去年新加坡实验室感染SARS事件发生后，有专家指出它暴露了新加坡第三级生物安全标准实验室在安全防范设备方面的严重不足。这种不足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且我们面临的实验室现状并不能让人十分满意。北京大学医学部微生物学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庄辉说，比如在国外P2实验室是很正常很普通的，可是我们就很少有地方同意盖，说是怕传染。 　　这种状况因为SARS的出现而有所改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说，中国过去也很少有P3实验室，艾滋病的出现，促进了这一级别实验室的发展，但是真正的大发展还是因为SARS，因为从事SARS研究必须在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即P3实验室进行。 　　一位在病毒所工作的专家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原来有两个P3实验室――一个是做小儿麻痹的、一个是做艾滋病的，因为SARS又新建了3个。虽然有的P3不是为SARS而建的，但5个实验室都可以做SARS实验，不过媒体报道的杨某和宋某所在的形态实验室并不是P3实验室。 　　王克安说，在技术上使污染源不扩散的办法是，由于眼睛看不见病毒，因而利用压力来控制它的流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