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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监督权限思考 　　刑事诉讼具有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度和期限应当与所指控的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可能判处的刑罚相适应,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状态应当成为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全转变“重打击、轻保护”的诉讼理念,没有树立起科学的强制措施诉讼功能观念,不少侦查人员过于重视案件的侦破,而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认为侦查活动具有强制性,在国家侦查权范围,公民的权利尤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理应服从于国家的侦查权。只有建立并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才能控制侦查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实施,从而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强制措施作为一把双刃剑,在保证诉讼活动进行的同时,如果适用不当就会侵犯人权。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强化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的监督,是寻求秩序与人权平衡点的有效途径。 　　 　　一、当前强制措施监督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检察机关监督权限不明,侦查监督处于被动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强制措施”一章中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批准权,其它四项强制措施侦查机关可自行决定并执行。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具体到对这四项强制措施的监督上,是事前监督还是事后监督,是采用备案方式还是批准方式,对于检察机关的决定不予执行的后果如何,都无具体规定。即使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做出《纠正违法意见书》等通知或口头要求改正,也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如果执行机关置之不理,检察机关无能为力。 　　(二)侦查机关过度依赖羁押性手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轻重不同的强制措施,司法实践中各机关却主要依赖拘留与逮捕两种羁押性措施,因为这两种措施可以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对于短期内口供的获取、侦查活动的进行十分有效,导致实践中出现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在侦查环节被刑事拘留达30日之久的情况。侦查机关既是刑事侦查机关,也是行政机关,可以在刑事强制措施之前采取留置盘问方式、在刑事强制措施之后采取劳动教养或行政拘留等措施,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 　　(三)以书面审查为主,监督渠道狭窄 　　检察机关审查的大多是侦查机关报送的书面材料,静态的案卷材料很难反映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而且侦查机关也会避免提及自身的违法侦查活动,这些都很容易在自己的材料中做到。 　　(四)侵犯公民财产权现象严重 　　在刑事诉讼中,涉及公民财产权的强制措施的主要形式有:搜查、扣押、查封、查询、冻结等。在我国,长期以来财产权并不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针对公民财产权的搜查、扣押等措施可能没有被纳入强制措施体系,这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极为不利。法律只规定了禁止侵犯公民财产权的禁止性条款,没有规定具体监督措施,使得扣押与案件无关物品、扣押物逾期不还等现象大量存在。 　　(五)具体刑事强制措施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1.拘传。一是以拘代传、超期拘传和连续拘传、变相拘禁的现象普遍存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一次拘传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并未规定是否可以多机关进行多次拘传以及多次拘传的时间间隔,这就给变相羁押留下可乘之机。二是拘传适用率低。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拘传只能适用于已经被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但对于已被刑事立案的犯罪嫌疑人,只要符合拘留、逮捕条件的,可以直接拘留、逮捕;对于不需要拘留、逮捕的,可以直接采取更便于控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而没有必要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的强制措施。 　　2.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由于《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的是“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而不是“必须”的硬性标准,而且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要动用较大的人力、物力,可操作性差,没有羁押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束力强,因此在实践中侦查人员大多倾向于采取拘留和逮捕等羁押性措施。虽然有利于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但却违反了比例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3.刑事拘留。一是监督滞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侦查机关可以自行决定刑事拘留,在拘留后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特殊情况下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延长至三十日,延长的决定也是由公安机关做出的。这就导致即使出现了超期羁押状况,检察机关只能在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时才能了解到违法拘留的情况,这时为时已晚。二是侦查机关享有拘留的决定和执行权,检察监督无从下手。无论是刑事拘留的决定,还是期限延长或者强制措施的变更都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只有在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时,检察机关才能有权介入,对于拘留之前和拘留过程检察机关无法介入。侦查机关有权自行延长拘留期限,导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