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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权利扩张与检察机关面临挑战 　　［编者按］律师制度的健全与否，标志着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高低。在我国，再修正的《律师法》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而它不仅使律师的会见、调查、阅卷等权利得以强化，也使控辩对抗提前至侦查阶段。在《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正的当下，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公诉等工作如何适应这些新变化?为此，我们策划、编辑了7篇文章，以飨读者。 　　 　　修正前的《律师法》（以下简称“旧法”）用第28～32条5个条文规定了执业律师的权利，修正后的《律师法》用第31～37条7个条文规定了执业律师的权利。总的来说，除执业权利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外，律师的其他权利都有较大修正。一方面，限制了律师的部分权利；另一方面，又扩张律师执业所必须的诉讼权利，把律师与检察官的平等从形式上逐渐向实质上过渡：一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限制了律师的拒绝辩护权；二是新设了律师的法庭言论豁免权，把对律师辩护权、人身权的保障提到了突出的位置，除原则性规定外还设置了一定的保障措施；三是将原来用第30条第1款及第31条规定的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扩充到3个条文表述，不仅在文字的量上有大幅度调整，在权利的内容上也有新的增加，扩大了律师在提供法律帮助和调查取证中的权利。上述变化，尤其是关于律师诉讼权利部分的修正，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旧法对律师行使诉讼权利的限制，为其正常执业履行辩护职责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法律保障。然而，新法实施后，检察机关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如何面对并解决这些挑战，涉及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现有司法解释的清理与修正，司法实践的检验等诸多环节，有待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的探索。 　　 　　一、调查取证权的扩张与检察机关的挑战 　　 　　根据目前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极其狭窄和无力的，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显得更为突出。在现代日益强调控辩对抗的刑事庭审架构中，法官扮演着中立裁判者的角色，而辩护人在形式上处于和公诉人对等的地位。因此从理论上讲，辩护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应当是对应、对等或者是大体对应、对等的。细言之，由于历史原因，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力（利）存在一定差别：在英美法系国家控辩对抗的司法架构中，辩护律师和检察官是处于对等地位的，检察官只负责控诉，辩护律师只负责辩护，双方各自为阵，在对抗中查明真相。大陆法系国家则有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检察官既负有指控犯罪的职责，也负有证明嫌疑人罪轻和无罪的职责。同时，辩护律师也享有较为广泛的诉讼权利。比较而言，当前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却被人为地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从而使辩护律师无法有效行使辩护权以维护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这一现状，多年来一直为学者和司法实务界人士所诟病。 　　目前，我国律师享有的调查取证权主要体现在旧法第30条第1款及第31条之中。虽然从字面上看旧法规定的调查取证权是相对较大的（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但结合《刑事诉讼法》第37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简称《六部门规定》）第13条、第1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法院解释》”)第43～46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文简称《刑事诉讼规则》）第323～325条等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事实上受到司法机关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严格限制。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由此可见，在法院、检察院、证人、被害人、被害人亲属等集体意志的严格限制下，律师事实上很难接近证人取到证据，即使律师擅自行动取得了证据，该证据也往往会被以取证程序违法为由而不被法庭采纳。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几乎成了一种摆设，犹如空中楼阁，形同虚设。［1］ 　　而新法基本上取消了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对辩护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的种种限制，将律师的权利作了相当程度的扩充。在新法实施后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律师只要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就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无需再经检察机关许可并经相关当事人同意。虽然旧法并没有就证人面对律师取证是否具有如检察机关取证时那样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45条），但自主取证权的确立还是能促进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取证的积极性，在客观上必定会对证人作证产生影响。 　　辩护律师能够自主取证之后，其还能够搜集到更多有利于犯罪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