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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统一战线民族制度结构分析 　　〔摘要〕 新时期统一战线民族制度经过将近三十年的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从结构模式上体现为：自治与共治相统一的民族关系治理模式，国家扶持与自力更生并重的民族经济制度模式，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繁荣发展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制度模式，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治制度模式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整个内容体系更加科学化、人性化，从而很好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全面、和谐发展和全民族的共同繁荣。 　　〔关键词〕 新时期；统一战线；民族制度；结构与模式 　　〔中图分类号〕A841；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8）04-0105-04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关于民族关系与民族发展的政策和制度是统一战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制度是调整、处理统一战线内部民族关系和行为，特别是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等规则体系的总和。它是执政党和政府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我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和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客观实际而制订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行为规则。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将近三十年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其内容与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从而很好地促进了全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本文就此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同行批评指正。 　　 　　一、自治与共治相统一的民族关系治理模式 　　 　　由于中国的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所以，新时期统一战线民族制度所涉及的内容很多。本文首先对体现党章和宪法基本原则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一分析，其内在的结构表现为自治与共治相统一的民族关系治理模式。 　　(一)自治及其民族自治模式的分析 　　现代民族政治意义上的“自治”现象的产生，是从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的，截至20世纪初，民族自治的制度实践主要有三种模式：〔1〕 　　殖民地自治：其基本内容是殖民地的管理由殖民地人民自己负责，宗主国保留对其外交支配权并派遣象征主权的总督。殖民地自治，是在主权独立理念得到世界性传播和承认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以“排他性”为其基本特征的。 　　民族文化自治：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1899年提出的主张，它是相对于“民族政治独立”的概念提出的。它的核心内容是：以拥有民族内部事务立法和行政权能的民族自治组织，取代以民族历史领土划分的政治实践；成立包括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将“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主要是语言、文化和教育等事务）。 　　民族领域自治：指以民族大体完整的“历史领土”为基础建立拥有“自主权”的行政和政治实体，以“民族自决”为原则组建联盟或联邦。人们通常也把民族领土自治形式称为民族联邦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也是)。 　　上述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领域自治都不是完整的民族政治方案：其一，三者虽都以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为目标，但各民族却排斥国家对其管理，从而使国家失去了“人们利益共同体”的牢固基础。其二，三者虽都承认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但都没有从多民族国家统一建设和民族自身发展的深层来认识自治的目的，从而也都没找到正确处理殖民地自治的排他性和从属性矛盾的途径。其三，三者都以民族整体为界限来设计政治组织形式，违背了各民族之间休戚与共的横向关系，反而加深了民族界限，不利于各民族的团结。 　　(二)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民族共治制度 　　所谓民族共治，按照朱伦先生的解释，就是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由各民族共同造就的旨在保证民族政治民主、共和、协调各民族利益均衡发展，促进民族关系良性互动的政治工具、权力结构和制度形式。 　　民族共治是必然的。其一，自治的本质是排他性和由己性，必然导致人们理性的民族共治。其二，各民族的历史交往和现代公民流动自由决定了民族共治的必然。现代社会使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性关系，它使以单一民族地域为界建立自治单位几乎成为不可能。再次，由民族共治的本质所决定。在处理多民族的国家的民族关系上共治是“参与共治”与“接受共治”的双向运动机制，它能保障自治地方与国家、自治民族与非自治民族的平等对话与协商，体现各民族在共同国家和共居地区中的平等主人翁地位。 　　正是基于上述民族共治必然性的三点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基本架构上体现的是民族共治的实质。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概念体系中，包含着如下的基本架构和本质规定： 　　（1）“民族区域”不是“民族领土”的概念，而是指少数民族人口占有一定比例的各民族杂居地区。（2）自治也不是“民族社会组织”的自治，而是“民族区域”作为行政地方的自治；自治的内容主要是对各个自治地方事务包括其民族关系的管理。（3）民族自治地方设置(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