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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乱世慈法透明玻璃缸 　　2011年的公益界，基金会丑闻波波迭起。公信力危机倒逼慈善立法，以立法形式推动和规范公益事业已成必然。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慈善乱象也催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慈善法的诞生。 　　 　　乱世慈悲 　　1920年代的中国，灾害频繁，慈善事业迅猛发展，募捐活动也日趋活跃。然而，鱼目混珠的募捐也开始出现。 　　上海的街道，时常会出现一些无业游民，以慈善为名，三五成群，手持捐簿，向路人劝募。还有公团，每每借公益之由向铺户居民征收月捐。为此，上海特别市市政府于1928年7月23日发布《为禁止团体私自募捐由》第48号布告：“任何公共团体，如实因经费不足，须在本市区域内捐募款项时，应于事前呈报本府核准后方能劝募，不得任意创立名目，擅自举办。”第二年，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向市长张群呈递公函，希望出示禁令，无印无捐簿者不可以向市民募捐。同时，通告所有慈善团体，必须将募捐单据一律送往社会局盖印。 　　在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州，民国初期慈善事业也颇为发达。1929年的广州也有此类丑闻。有不法之徒与慈善界人串通，假冒慈善名义，四处募捐，朋比为奸。当时《广州民国日报》撰文称，此类招摇撞骗“道德上固在所不许，即法律上亦在所不容。若不严加禁遏，殊于真正慈善募捐之进行，大受妨碍”。 　　此事曝光后，广州市社会局认为有必要制定募捐法规制度，防止不法之徒假公济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