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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试验区科学发展观启示 　　杨继红、王庆在他们的新著《中国试验区――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里记述了一件很有意味的事：胡锦涛同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有一天，他来到毕节市林口镇一带视察。其时正当改革开放之初，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对于贫困省份的贵州，尤其是以“人民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著称的毕节地区，一旦政策开放，在渴望改变落后状态的现实及其心理驱动下，为了早日致富，不少人饥不择食，面对自然资源，乱挖乱采、滥砍滥伐的现象相当普遍。基层干部们对此也习以为常，甚至因为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百姓兜里的钱多了，不但放任自流，还认为是搞活经济的门道。当时林口镇公路沿线，正是一路的小煤窑、小铁厂、小硫磺厂，可谓星罗棋布，烟雾腾腾，人们正于得热火朝天。可奇怪的是，胡锦涛同志“并不高兴，也没有兴奋，而是一脸深沉地对在场的人们说，发展经济也不能搞得草木不生、庄稼不长啊!要在技改上想办法。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读到这儿，我在想：是不是从那时起，胡锦涛同志就已经满怀忧虑，进而萌生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至在一些年后，终于形成新一届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大思路，成为全党在新的世纪里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对此不好妄加揣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胡锦涛同志正是在这次视察以及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下定决心，倡导创立了“贵州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并使之成为中国在新时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块试验场，亦即本书所称的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 　　这是1988年6月。至本书写作的2004年止，16年过去了，毕节，这一中国独特的试验区发展如何?杨继红、王庆二同志正是以“冶炼”参与者的身份，通过他们亲身的社会实践，用具体的事例、理性的探索、生动的描述以及若干详实的数据，雄辩地证实了通过毕节党政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使这一试验区取得了绝大的成功。书中告诉我们，16年来，通过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的艰苦探索与辛勤劳作，毕节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从1988年的23．4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196．03亿元；而财政收入从1988年的3．02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26．38亿元；毕节的排名也从全省9市州地的最末位跃升到第三位，而最近西部最具竞争力百强县的评比，贵州六县中毕节市赫然榜上有名。在这些惊人的数字后面，毕节试验区至少带给我们以下丰富而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是试验区创立之初的超前思维。人们都记得，80年代中期，作为改革开放窗口、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大成果体现是深圳特区及沿海开发区的创办，这一决策在短时间内带来了东部经济的起飞。一时之际，深圳与沿海经济发展模式几乎成了内地干部群众心向往之并前往学习的样本，这在推动内地观念改变与经济发展的同时，内地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从具体实际出发而生搬沿海经验的现象，以至要政策、要指标、盲目地上大项目、滥用资金等，成了一时的新潮。但是在贵州，特别是在人口、生态、贫穷三大矛盾相互交织、并且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毕节地区，每年需要调进1．5亿公斤粮食才能帮助当地580万人填饱肚子，典型的老、少、边、穷，而且作为乌江与长江上游，这里已经成为了水土流失的重灾区，而三峡工程又急待上马。真是困难重重哪!毕节是待经济发展后再来治理环境，还是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一起抓?毕节地区应不应该、能不能有自己的发展思路?这是当时贵州高层、也是毕节地区上上下下都在考虑、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省委第一把手的胡锦涛同志，根据本书的记载，早在1987年底，就已提出能否在毕节地区建立试验区的问题；次年1月，他又正式提出了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思路，经过数月的奔走、筹备，至6月而得到国务院批复，召开了成立大会。胡锦涛同志在毕节试验区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良性循环。如果这两大目标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毕节由此开始了这个中国西部新型试验区最早的、进行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历程。 　　这无疑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超前思维的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制定如此完整的治理方案并大范围实施，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事实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是在1987年，但被广泛认可，正式写进《环境与发展里约热内卢宣言》和《世界21世纪议程》，从而规定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战略，则是在1992年。由此可见毕节试验区具有怎样的一种前瞻性及其科学的预见性。 　　 　　启示之二是为区域经济发展定位的战略眼光。许多年来，出于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