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什凯克 一座中亚边城浮世绘.docVIP

比什凯克 一座中亚边城浮世绘 　　或许只有作为外来者的我，才能超越偏见地书写这片土地 后苏联时代的吉尔吉斯人 　　两场革命的发生之地，就位于曾经的列宁广场，只不过列宁雕像早已被请至他处。同样被“请走”的，还有吉尔吉斯独立后的前两任总统：第一任总统倒台后成为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第二任总统则逃至明斯克，被迫过起退休生活。 　　 　　苏联解体后，列宁广场改名为“阿拉套广场”，这得自比什凯克郊外的外伊犁阿拉套山。在这个宜人的夏日黄昏，阿拉套山脉锯齿状的白色山峰清晰可见，仿佛革命大戏散场后未及撤下的布景。广场中央，吉尔吉斯的民族英雄玛纳斯骑在一匹铜马上，其造型却不免让人想到塔什干的帖木尔雕像。一根高耸的国旗杆矗立在玛纳斯旁。鲜红的吉尔吉斯国旗像一团燃烧的火焰，飘荡在深蓝色的空中。 　　我漫步在玛纳斯雕像周围，望着来往的人群，顺便等待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几天前，我在天山深处徒步，偶然碰到一位英语流利的吉尔吉斯向导。听说我是作家，他执意要我见一下他的朋友：“他叫阿拜?扎尔扎科夫，是一位青年作家，参加过革命活动。” 　　此刻，站在阿拉套广场上，我试图找到革命的蛛丝马迹，但看到的仅是一座天山脚下的暧昧边城。2005年，第一场革命发生时，吉尔吉斯刚刚独立15年。它在国际版图上的重要性，因为美国入侵阿富汗而大大提升。美国在比什凯克附近建立起一座空军基地，成为其军事行动的中转站。吉尔吉斯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大发其财。不过，随之而来的贪污腐败却令这个国家从此饱受折磨。仅仅五年之后，革命群众第二次赶跑了总统。 　　 　　“你就是下一莫言？”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吉尔吉斯青年问我。 　　我一愣，伸出手：“你是下一个艾特玛托夫？”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Chingiz Aitmatov）是我唯一知道的吉尔吉斯作家。 　　“我是阿拜，”这个人一脸喜庆，“你听出我刚才在开玩笑吧？” 　　“听出了。” 　　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使劲摇了摇――莫言和艾特玛托夫――历史性的时刻。 　　“走，喝杯酒去！”阿拜说。 　　我们穿过广场，沿着两侧种满白杨树的楚河大道，往奥什大巴扎的方向走。我问起阿拜2010年的情景，他当时还是中亚美国大学的学生。在阿拜的记忆中，那是一段革命与血的日子，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灵感。同时也充满了荷尔蒙气息，甚至还有一丝浪漫。 　　那段时间，他不用去上课，每天游荡在街上，与试图阻挡他们的警察兜圈子。他还在抗议活动中结识了现在的女友，一个头脑聪明、思想开放的比什凯克姑娘――她支持他抗议，也支持他写作。 　　“她希望我有朝一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阿拜说，“她说，阿拜，你要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就可以在颁奖晚宴上跳舞了。” 　　我笑着问：“你有为此努力吗？” 　　“我已经辞去了工作，试着每天写作。” 　　我们谈起艾特玛托夫。他既是苏联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吉尔吉斯作家中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人。2008年，艾特玛托夫与世长辞，人们在阿拉套广场上为他送葬。如今，广场一侧还伫立着他的铜像。 　　在阿拜看来，艾特玛托夫是第一代完全融入苏联体制的吉尔吉斯人。他在大学时代学习畜牧业，随后到莫斯科进修文学。1958年，他在苏联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查密莉雅》，描绘了遥远的群山、秋天的草原和草原上的爱情故事。这篇小说让他一举成名，那年他不过30岁。 　　我问阿拜是否读过艾特玛托夫。 　　 　　“当然，艾特玛托夫是每个吉尔吉斯人必须阅读的作家，就像中国的鲁迅。”阿拜说，“不过我现在认为，艾特玛托夫的成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怎么讲？” 　　“在苏联的大家庭里，每个加盟共和国都要有一个作家，能够代表那个民族的文学――这既是苏联体制的要求，也是一种政治需要――艾特玛托夫恰好成为了吉尔吉斯文学的代表。” 　　我们走进一家看上去不错的英式酒吧，由苏联时期的剧院改造。然而，除了我们，顾客只有一个西方男人，带着一位漂亮的吉尔吉斯女伴。我和阿拜坐下来，要了啤酒。这时，我才有机会仔细审视阿拜的面孔。 　　他有一张孩子气的圆脸，肤色苍白，长着一对很大的、颜色接近透明的招风耳。头发软塌塌地耷拉在额头上，发际线很高。他不时狠抓发根，好让头顶的头发形成一个鸡冠似的造型。尽管生于1992年，他的眼角已经长出轻微的鱼尾纹。他告诉我，这是游牧民族的基因特点。 　　与父辈不同，阿拜从小受西方文化熏陶。他的吉尔吉斯语很差，母语是俄语，但能讲流利的英语和不错的法语。对其他中亚邻国，他没什么兴趣。他认识几个哈萨克作家，仅此而已。 　　“我以后会去美国，”他对我说，仿佛在陈述一个既成事实，“当然，中国也不错……在吉尔吉斯，如果能卖出两万本书，那几乎就是人手一册了，因为读书的人口就这么多。” 　　“既然你用俄语写作，是不是可以在俄罗斯发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