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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现象产生原因及应对措施探究 　　 摘 要：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东南沿海省份，却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并且有陆续波及扩散内陆省份的趋势。本文从推拉理论以及理性人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剖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推拉理论 理性人 民工荒 社会保障 　　 　　一、理论探讨 　　1.理论工具：“推拉理论”与“理性人”假设 　　“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最早可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拉文斯坦(E?G?Ravenstein)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迁移法则”,当时拉文斯坦已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将“推拉理论”系统化的则是唐纳德?博格(D.J.Bogue)。他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原有框架内加入了对个人因素的考虑,即在同样的推力和拉力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人选择流出原地而有的人选择留在原地。博格首次划分了影响迁移的因素,并将其分为“推力”（push factors)和“拉力”(pull factors)。他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可以相对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选择流动,是因为可以通过流动就业来达到改善生活的目的。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能使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的流动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其实,人们选择迁移与否是基于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是一个决策的过程。因此本文同时借助了微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由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人”假设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但在斯密的观点中,其“理性人”的概念是基本等同于“经济人”概念的,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指人们在做出决策时总是理性的,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的。而“理性人”假设则认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并不局限追求金钱之利,在对待其他事物,比如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的协调程度,获得教育培训的机会等方面时,都会进行理性的思考,以期做出更加合理优化的决策。也就是说,本文中“理性人”概念的范畴要比“经济人”更加宽泛,前者完全基于行为科学,后者则主要局限于经济学。从本文研究视角出发,对于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种农民工的对工作地低工资的不满,而应该综合起来看待。 　　2.文献综述 　　翁扬（2008）借助“推拉”理论,基于成本收益的视角对民工荒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风险成本和其他成本,而收益包括货币工资收益、福利收益以及其他收益。在此基础上,结合推拉理论,分析了成本收益对农民进城务工所产生的推拉作用,认为导致民工荒的原因主要有来自城市的推力、农村的拉力、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力以及农民工主体变化导致的推拉转移等因素。舒圣祥(2007)认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提前到达“刘易斯拐点”,这预示着我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已经逐渐地消失。“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而包小忠（2005）,孙立梅等（2008）,许腾辉（2010）则对基于“刘易斯拐点”的视角对我国民工荒现象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直接套用“刘易斯模型”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低工资只是导致民工荒的一个表面因素,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的净收入下降了；民工荒是低工资与制度短缺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才是民工荒形成的制度根源。张国玉等（2005）则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独特的分析,认为民工荒现象是市场经济进程中必然经历的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吸附资本的本性和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的规律,使得随着资本的增加和积累,资本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 　　事实上,目前国内对于民工荒现象的研究尚未借助更多有说服力的理论工具,而是单纯地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阐述的居多。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的正常发展,对民工荒现象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借助“推拉”理论和“理性人”假设,分别从农民工务工城市所产生的“推力”和农民工家乡所产生的“拉力”两个角度分别进行分析深入剖析。 　　二 、研究背景 　　2004年7月15日,《南方周末》一篇题为《中国遭遇20年来首次“民工荒》的报道,揭开了民工荒的序幕,反映了福建、珠江三角洲等许多地方出现劳动力短缺、企业招不到工人的现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关于“民工荒”现象的报道又开始占据各大媒体的版面。自2009年8月以来,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但是却招不到工人。来自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这个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的地区,每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