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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史学碰撞 　　纳西族人民自古以来主要居住在玉龙山下、金沙江边和泸沽湖畔的云南省丽江县境内，他们创造并保留的丽江洞经音乐、白沙细乐、东巴音乐等极富民族特色的传统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大花园中的奇葩。然而，多年以来，对纳西族音乐的研究却显得较为零星和分散。2004年6月，纳西族音乐学者桑德诺瓦(和云峰)的专著《纳西族音乐史》正式出版(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成为第一部系统梳理与研究纳西族音乐发展的史学专著。这部专著有如下一些学术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南方少数民族音乐史著的突破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中央民族大学文艺研究所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合作编撰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作为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立项。该项目从199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约请不同的作者，分别撰写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史。其后，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五届(抚顺)、第六届(南宁)学术年会均将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撰写作为主要议题，为学者们提供了相互交流写作经验的平台。1998年，由袁炳昌、冯光钰主编的首批22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史结集成《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出版。之后，其余33个少数民族音乐史逐步完成，其中包括纳西族音乐史(由和云峰撰写)在内。但由于种种原因，迄今尚未出版。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撰写，使得音乐学界掀起了一股撰写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热潮。20世纪90年代，除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出版外，孙星群撰写的中国古代民族的音乐史，或者说是古代少数民族音乐的断代史《西夏辽金音乐史稿》、乌兰杰用汉文撰写的北方单一少数民族音乐史《蒙古族音乐史》和呼格用蒙文撰写的《蒙古族音乐史》也先后出版。1999年，和云峰的《纳西族音乐史》作为博士论文完稿。作者在后记中提到：“多年以来，我就期望并准备写一部全面研究、介绍纳西族传统音乐文化与历史的书稿……”(该著392页)虽然作者并没有说明他最初的写作动机是否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撰有关，但不可否认，《纳西族音乐史》的完成事实上融入了20世纪90年代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撰热潮之中。该书和其他同期出版的少数民族音乐史专著一起，成为少数民族音乐在横向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后，历时性研究发展潮流的一种显现。 　　在以往的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与写作中，由于各地掌握的原始资料多寡不等，作者的学术水平与写作水平参差不齐，致使有的论著中出现了一些偏向。例如有的作者在缺少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把现在流传的民间音乐或反映古代事迹的歌曲当成古代音乐的遗存；有的作者把纵向的音乐史写的接近于横向的民族音乐概论。此外，由于出版物篇幅的限制，论述有时未能得到充分展开。《纳西族音乐史》则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以上这些不足，在音乐材料的运用上注意了论证与表述的严谨性，在利用现存音乐进行音乐史的纵向搭建上，也体现出一定的严密性，显示出较强的学术能力。 　　作为第一部南方单一少数民族音乐史专著，《纳西族音乐史》开拓了一条成功撰写南方少数民族音乐史著的道路。已出版的两部《蒙古族音乐史》是论述北方游牧民族音乐史的专著。由于蒙古族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有过统治中原、叱咤亚欧大陆的历史，所以从史料来源的角度来说，《蒙古族音乐史》的撰写条件比南方少数民族占有较大优势。而纳西族偏居中国西南一隅，汉文典籍中少有对纳西族音乐的记载。纳西族虽然拥有象形文字――东巴文，却由于东巴文经典的书写时间未有明确的年代记载，因而具有不确定性，使材料作为准确的历史文化依据存在较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博采汉文、藏文、东巴文史料所长，并通过田野工作，获取了大量的民间一手资料，用于逆向考察，从而大大拓展了研究论据，使《纳西族音乐史》的写作成为可能。这种研究方法为今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纳西族音乐的研究，相对于纳西族的民族、民俗、宗教、语言、神话、文学等学科而言，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国内外对纳西族音乐的专题研究才得以逐步展开。但在《纳西族音乐史》付梓前，对纳西族音乐文化的整体研究，尤其是对纳西族音乐历史的总体研究仍是一个空白区(该著第3页)。该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并对人们全面了解纳西族音乐文化，以及侧面了解纳西族周围相关民族的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史学的碰撞 　　 　　民族音乐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风靡中国，给中国的音乐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随着民族音乐学学科思想的渗入，音乐学领域各学科的学科方法渐渐出现相互交流与融合的趋势。音乐史学作为中国音乐学的传统学科也开始展露出与民族音乐学相结合的趋向。《纳西族音乐史》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融合趋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融合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史学的学科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