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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格尔永远故乡宝木巴 　　《江格尔》起初以民间口头形式形成，并在长期的口头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充实，至今还在蒙古族民间以口头形式流传着。这部史诗广泛地流传在我国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人和17世纪20年代从新疆阿尔泰山一带西迁到俄国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蒙古人中间。此外，在我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巴林、察哈尔等地区以及蒙古国的卫拉特人和喀尔喀人中也有一定的流传。在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及突厥语族民族的图瓦人和阿尔泰人中也发现了《江格尔》的一些故事。《江格尔》是在中、蒙、俄三国境内流传的跨国史诗。 　　《江格尔》是口头创作，缺少19世纪以前的文字资料，关于它的产生时代、产生地域和产生过程，在国际学术界众说纷纭。笔者证明了《江格尔》是在古代蒙古口头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古老英雄传说和早期中小型英雄史诗的基础上形成的长篇史诗。据史诗的流传地域和史诗中出现的地名看，这部史诗无疑是游牧于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一带的蒙古族卫拉特人中形成为长篇史诗的。后来随着卫拉特各部族的迁徙及其文化交往，《江格尔》逐渐流传到了中、蒙、俄三国蒙古语族民众中。数百年来民间口头流传的《江格尔》，从19世纪初开始被学术界发现。最早旅行家贝格曼于1802―1803年到俄国阿斯特拉罕地区的卡尔梅克草原进行考察，他亲眼看到了《江格尔》演唱，并用德文发表了《江格尔》两部诗篇的内容。从19世纪初至今，在这200年间从中、蒙、俄三国蒙古语族民众中记录的《江格尔》故事有200多种，全诗长达20多万诗行。其中在我国新疆记录的《江格尔》有157部长诗及异文，长达19万行诗。 　　《江格尔》这部巨型史诗经过了漫长的极其复杂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断定它的产生时代是学术界的疑难问题。笔者认为，这部长篇史诗基本上经过了三个阶段，即早期传说和中小型史诗阶段，初具长篇史诗(并列复合型史诗)规模阶段和进一步发展阶段。我从七个方面考证了《江格尔》初具长篇史诗规模的阶段，认为它的主要部分形成于15世纪30年代“四卫拉特联盟”的建立到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西迁到俄国伏尔加河下游之前的这200年之内。它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西蒙古(卫拉特)社会生活。这并不是说，《江格尔》的一切产生于这一时期，因它借用了原始社会以来的传说、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并初具长篇史诗规模之后还继续发展，它在不同的程度上打上了蒙古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烙印。 　　如前所述，《江格尔》是在古老传说和中小型史诗的基础上形成为长篇史诗的。它继承了传说和中小型史诗的优秀传统。在《江格尔》的不同诗篇中出现：孤儿灭蟒古思(恶魔)的传说、孤儿成汗王的传说、神箭手传说、巨人传说、飞毛腿的传说、举山大力士传说、天鹅姑娘传说、三仙女传说、化作美女的妖精传说、黄铜嘴黄羊腿的妖婆传说、下界寻人传说、地下库克达尔罕(青铁匠)的传说、驯养野生动物的文化英雄传说，等等。孤儿出身的江格尔汗形象是把传统的孤儿灭魔传说与孤儿成为汗王的传说相结合而塑造的。 　　至今在国内外记录的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有数百部，笔者曾把这数百部史诗归纳为三大类型，即单篇型史诗、串连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这三大类型的史诗标志着蒙古英雄史诗的三大发展阶段。《江格尔》是在第三个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并列复合型史诗，它借用了前两种类型的中小型史诗的艺术成就，继承和发展了它们的体裁、题材、情节、结构、母题、人物形象、表现手法和程式。 　　长篇史诗《江格尔》的形成，除了上述文学艺术传统外，还有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英雄史诗不仅仅在氏族社会的氏族、部落战争时代产生，而且，封建割据时期的封建领主间的混战，同样成为英雄史诗形成的社会背景。在《江格尔》形成为长篇史诗的时代(15世纪30年代至17世纪20年代)，整个蒙古社会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尤其是西蒙古卫拉特地区分裂为许多小汗国，常常发生内讧和外患。连绵不断的战争，给卫拉特社会和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富饶的草原被敌人烧毁，牛羊马群被掠夺者驱赶，牧民百姓遭到残苦的屠杀和做奴隶。民众对这种社会不满，他们厌恶封建割据和掠夺战争，向往社会安定与和平统一局面，怀念和赞颂为统一家乡和保卫家乡而战斗的古老史诗的英雄人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并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天才的卫拉特蒙古陶兀里奇(史诗演唱艺人)们，一方面借用他们传统的古老神话、传说和早期中小型史诗材料，另一方面通过想象虚构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一个叫做宝木巴汗国及其首领江格尔、雄狮大将阿拉坦策吉、洪古尔等英雄群象，便创作了反映自己时代的社会斗争和民众思想愿望的长篇史诗《江格尔》。 　　《江格尔》是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它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割据时期蒙古族民众的思想愿望和理想，歌颂了团结起来为统一家乡和保卫家乡而奋斗的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首先，在这部史诗里描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