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洛夫剧作中喜剧风格简论.docVIP

比洛夫剧作中喜剧风格简论 　　亚历山大?万比洛夫(1937－1972)，前苏联著名剧作家，生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主要在当地从事戏剧创作，1960年毕业于伊尔茨克大学文史系，1962年开始发表剧作，到1972年不幸遇难贝加尔湖，十年问共写了七部主要的戏剧：《六月的离别》(两幕喜剧)、《长子》(两幕喜剧)、《打野鸭》(三幕剧)、《外省轶事》(二部悲喜剧)、《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两幕正剧)、《窗子朝着田野的房子》(独幕喜剧)、《约会》，这些戏剧几乎都被万比洛夫标为喜剧或正剧，只有《外省轶事》被标上了悲喜剧。万比洛夫从不给自己的戏剧标为“悲剧”，在万比洛夫所写的戏剧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悲剧。正如中国古典悲剧经常采用喜剧化的手法，即“寓哭于笑”的写法一样，万比洛夫采用了一种悲剧化的手法写喜剧，即“寓笑于哭”的手法，使人在笑后回味无穷，而且越回味，越感到忧伤。 　　伟大的戏剧艺术家卓别林也是将悲剧当成喜剧来演的，他希望他的观众即使在感受人生的悲剧时，也能获得一点喜剧式的欢乐。他说：“我从伟大的人类悲剧出发，创造了自己的喜剧体系。” 　　万比洛夫也是如此，只不过他是把悲剧当喜剧来写的。当然他的喜剧不同于传统的喜剧。它们比传统的、单纯的喜剧复杂得多。 　　传统的喜剧理论是从雅里斯多德开始，他在《诗学》中将喜剧界定为“喜剧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所谓较差，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坏，而是指具有丑的一种形式，即可笑性(或滑稽)，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伤，不至引起同感的丑陋或乖谬”：而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则认为，喜剧主要是指讽刺、挖苦那些追逐名利，或以不现实的空幻的行动为严肃目标，最终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喜剧人物。 　　万比洛夫笔下的人物，主要的都是小人物。工人、林区的农民、大学生、落魄的乐师、小学教师、青年工程师等等。他对这些小人物的处境非常熟悉，对他们的心理活动了如指掌。万比洛夫对这些小人物十分同情，为他们的遭遇呐喊。他剧本巾的一些青年形象，如塔尼娅(《六月的离别》)、瓦莲京娜(《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加林娜(《打野鸭》)等都是美与善的化身，但是另外一些人，如齐洛夫(《打野鸭》)、沙曼诺夫(《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科列索夫(《六月的离别》)、布西金(《长子》)等，这些人物的命运都有共同之处，他们都是苏联社会中一些有道德缺陷的人物，虽然不是坏人，但也不是理想中的二十世纪青年。作者对他们表示一种惋惜，对他们寄托着淡淡的希望，希望他们改邪归正，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并不是不可救药的人。 　　在万比洛夫的戏剧里，喜剧是被作为一种手法来运用的。但万比洛夫的喜剧手法与传统的喜剧手法不同。传统的喜剧可以用伯格森的观点来显示。伯格森认为，“喜剧性是某种机械的东西镶嵌在活的生命之上，喜剧人物被拨掉了人的特征，他只会装腔作势，做些机械的动作，当这些动作被“打断”或完结时，令人松了一大口气，产生了滑稽或笑。”而万比洛夫的喜剧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种喜剧：“怎样尊敬和轻视喜剧作家自己，他也怎样去尊敬和轻视一切人：他怎样去爱和嘲笑他自己，他也怎样去爱和嘲笑其他人，因为他对自己所嘲笑的，多少也是每个人身上都含有的。于是最后，这幽默就是一个人达到这个境界：人世上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可怜的，既值得笑，也值得同情；每一种幽默里都包含着笑和悲哀。” 　　正因为如此，正剧因素、悲剧因素、闹剧因素这些看似不相容的东西，在万比洛夫的喜剧里，却被自然地糅合在一起，使喜剧成为一个融各种戏剧因素于一身的和谐、完美的融合体。同时又是一个生活的整体。 　　《长子》讲的是喜好恶作剧的大学生布西金和浪荡青年西尔瓦为了寻找可以过一夜的安身之处，闯入萨拉法诺夫老头家里，在偶然的巧合中得知老人二十多年前的罗曼史，便谎称自己是老人从未谋面的长子，而且得到了老人的信任，以至于当布西金想结束这场恶作剧而说出真相时，老人却痛苦地叫道：“我不信!我不明白!我不想知道这一点!你是我真正的儿子!”。该剧的情节荒诞、可笑。但是，当我们读完这部喜剧时，震撼我们的并不是荒诞的戏剧情节，而是隐藏在该情节之后的令人伤心的萨拉法诺夫老人的生存状态：孤独的老年生活。身为音乐家的萨拉法诺夫为人正直，不会逢迎拍马，因此失去了在歌剧院的工作，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在送葬队伍里吹黑管。为了不失体面，老人向儿女隐瞒了这一事实，而儿女们早已知道父亲的现状，但是他们也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可见老人与亲生儿女是缺乏交流的，萨拉法诺夫生活在孤独和寂寞之中，老人渴望摆脱孤独，渴望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的爱与信任。这种渴望的满足最终不是从亲生儿女那里得到的，而是来自一个“骗子”那里。这种喜剧味极强的反差显示出一种荒诞感，是一种真正的“含泪的笑”。这一出看似荒诞不经的闹剧中暗含着的是剧作家对当代人精神状态的不安与无奈，是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