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界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主观故意.docVIP

正确界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主观故意 　　一、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诉称：被告人沈爱群在2005年担任上海市松江区国家税务局第七税务所稽核组组长期间，两次实施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犯罪行为。 　　第一次：2005年7月7日，北京市东城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委托上海市松江区国家税务局稽查科协查由北京华云天益科贸有限公司出具给上海峰晨格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峰晨格公司)涉嫌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被告人沈爱群作为稽核组组长和承办人员在执行该次协查任务过程中，在明知峰晨格公司进项发票与销项发票不符的情况下。不依法核查峰晨格公司“票、货、流”情况，而是主动向峰晨格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爱芬泄漏案情，示意其伪造证据，并收受其财物，后以“该笔业务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的结论上报审批，帮助卢爱芬逃避处罚。 　　第二次：2005年7月28日，北京市东城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再次委托上海市松江区国家税务局稽查科协查由北京德利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给峰晨格公司和也是卢爱芬实际控制的上海恒誉圆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恒誉圆公司)涉嫌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2份。沈爱群作为稽核组组长和承办人员在可以联系到卢爱芬的情况下，以“该企业已于2005年8月5日办理歇业手续。现已无法联系”的结论上报审批，再次帮助卢爱芬逃避处罚。期间，卢爱芬着手办理峰晨格公司和恒誉圆公司的歇业手续，同时又控制多家公司继续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活动。2008年2月3日。卢爱芬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2011年1月4日，被告人沈爱群主动到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 　　 　　二、审判实录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在起诉指控的2005年7月7日的协查工作中。被告人沈爱群作为具有查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在协查过程中，故意泄露案情并示意伪造证据，其行为已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但该罪自犯罪之日起至2011年1月4日本案立案侦查，已过5年追诉期限，依法不应再行追诉。而在7月28日的协查工作中，被告人沈爱群以及卢爱芬均证实双方没有任何串通和联系，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被告人沈爱群具有帮助卢爱芬逃避处罚的主观故意，因此，认定该节事实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有所不当。 　　但是，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在起诉指控的两次协查工作过程中，被告人沈爱群作为国家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按照规定应当审查被协查单位“票、货、流”真实性及对应性的情况下，却因为收受财物而徇私舞弊玩忽职守，仅因峰晨格公司账面显示正常或者歇业而未作严格调查，使得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爱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未被及时发现，从而能够继续以其他公司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税款被骗人民币100余万元，被告人沈爱群的行为同时构成玩忽职守罪，依法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当，予以纠正。被告人沈爱群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且能自愿认罪，并已退出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据此，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被告人沈爱群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二、被告人沈爱群已退出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三、审判理由之法理评析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不当基于两点理由：一是被告人沈爱群在第一次协查工作(2005年7月7日)中的行为已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但该罪已过追诉时效；二是被告人沈爱群对自己在第二次协查工作(2005年7月28日)中的帮逃行为并不“明知”，因此不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笔者认为，法院的审判有失偏颇，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第一次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行来过追诉时效 　　我国《刑法》第87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经过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第417条规定：“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判断被告人第一次帮逃罪行是否已过追诉时效的关键在于其帮逃罪行是否属于“情节严重”。 　　1.“情节严重”的判定标准。何谓“情节严重”。至今尚无司法解释作出规定。但有两个参照标准。一是依据《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第31条规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重大案件标准为“三次或者使三名以上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或者“帮助重大刑事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二是参照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同类犯罪窝藏、包庇罪(两罪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在窝藏、包庇罪中，窝藏、包庇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且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