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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继承与发展 　　[摘要]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也是几千年来维系中国社会和文化绵延发展至今的内在动力。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自身情况，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民本思想、重德精神、忧患意识、刚健自强和反省内求等精华部分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并纳入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1-0011-05 　　 　　对于特定的价值主体而言，无论是个人、阶级还是政党，都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扬弃传统，而不能完全超越传统，更不能随意抛弃传统。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并形成了自己富有民族特色、时代精神和符合实践要求的价值观。 　　 　　一 　　 　　以人为本，强调以人为中心，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哪宗哲学，归根到底要讲到人，不过中国的哲学特别地要突出人。”《论语》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尚书》中也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说，因而有了后来的“敬德保民”、“用康保民”等政治主张。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些主张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目睹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左丘明提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年》)的主张。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重视、以人为本、人贵于物的思想。 　　“以人为本”还体现为“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听政于民”的主张。“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日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不听；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后来，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君舟民水”和“富国富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篇》)。因此，对于国家统治者来说，不能忽视百姓的力量。“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荀子?王霸篇》)。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等人在批判封建专制的同时，进一步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认为天下之乱治全在“万民之忧乐”，他自己出仕为官，是想为天下万民谋利益，而“非为君也”。君主应以“天下万民为事”，而不应把臣民作为奴仆，国家应奉行“天下之法”，而不应坚持“一家之法”。这些观点对近代民主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至近代，孙中山也意识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因而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直接引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作为“振兴中华”的号召，赋予古代民本思想以近代资产阶级特色。尽管如此，“中国的民本思想毕竟与民主思想不同，民本思想虽然有‘民有，民享’的观念，但未走上民治(by the people)的一步。如实地说，中国人是不相信政治应由人民自己来管的，中国人一直认为政治应由贤德的人来做，如有贤德的人在位，则必以民之好为好，民之恶为恶，如此政治便不啻由民自管自理。” 　　中国古代的“民本”、“民贵”观念，尽管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君主利益，但毕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肯定了民众的地位，认识到了民众内部蕴含的巨大力量，包含着朴素的民主思想萌芽，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民主意识的结合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民贵”思想中吸取营养，并赋予它以新的时代内容，借以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价值观。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的法宝。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大”的口号。党的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在1934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写道：“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这里，毛泽东还明确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如同过河”一样，方法问题就如同过河的桥或船，“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毛泽东在这里比喻的“桥或船”，实际上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中共七大对党的群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