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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壁垒度量及其对我国出口影响 　　 【摘要】 全球服务贸易和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自1992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规模逐年扩大。本文拓展出服务贸易壁垒强度指数，采用引力模型及2000―2007年中国服务交通运输、金融、通讯服务出口多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贸易国在市场准入、所有权与控制权、经营、自然人流动方面的限制措施是否对我国服务出口有阻碍作用。结果显示：贸易国的服务贸易壁垒措施在所考察的时段对我国服务出口没有显著的限制作用。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较弱导致我国服务贸易持续逆差。 　　 【关键词】 服务贸易 壁垒度量 服务出口 引力模型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和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全球服务贸易得到长足的发展。各国纷纷制定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服务贸易成为WTO区域经济合作谈判的主要议题，服务贸易政策进入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一方面，各国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不断削减传统的服务贸易壁垒，但另一方面，各国又采取其他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变相提高对国内服务产业的保护程度。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2008年我国服务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第五位。但是，与我国货物贸易形成反差的是，自1992以来，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规模逐年扩大。究其原因，是否是因为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壁垒阻碍了我国服务出口？ 　　 现有对服务贸易壁垒的实证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服务贸易壁垒强度的度量，服务的消费和生产是同时进行的，不能分开，服务的贸易壁垒无法采取类似货物贸易壁垒中的征收关税的方式，因而服务贸易壁垒也不能像关税率那样去度量。现有的度量方法主要有服务贸易自由度指数、等值关税法。服务贸易自由度指数最初是由Hoekman（1995）按GATS成员承诺时间表，每个国家在155个服务部门四种提供方式中承诺计算。服务贸易自由度指数能比较直观地度量各国各部门贸易自由程度，但不能直接衡量服务贸易壁垒强度，存在可比性较差的缺陷。等值关税法主要是通过计算价格加成、贸易流量减少比例来将贸易壁垒的限制转化为关税限制的方法。价格加成主要是用（总销售收入－总平均成本）/总平均成本构造价格工具来计算政府管制对服务价格的影响。其二，服务贸易壁垒减少服务贸易流量的测算，主要通过模拟自由贸易，测算壁垒产生福利差额。现有文献研究比较一致的结果是认为减少服务贸易壁垒能显著增加国家福利，但贸易壁垒是否减少了贸易流量没有明确的结论。Hoekman（2006）对金融、零售、航运、电信、健康服务和保险等行业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自由度增加带来的潜在收益丰厚，是货物自由贸易时收益的几倍。Hertel（2000）认为WTO进程中服务领域自由谈判成功后世界贸易格局变化42%的受益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Blyde和Sinyavskaya（2007）用引力模型对62个国家1980―1999年的双边贸易数据进行检验，发现交通运输、通信服务自由能增加货物贸易流量。现有对服务贸易壁垒度量的研究存在的不足多为对一国服务贸易总体进行度量，针对具体行业的详细研究较少；其次服务贸易数据匮乏，壁垒测度主观性较强，不同国家服务贸易壁垒的可比性较弱。有关壁垒对贸易流量影响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一般从移除壁垒对福利增加角度出发，没有对服务贸易壁垒对一国出口是否有数量限制作用进行严格的经验分析；二是大多采用已有的壁垒度量结果，没有进行明确的度量方法梳理和再度量。 　　 国内对服务贸易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文献较少且集中在定性上，鲜有实证研究。王文先（1998）从服务贸易角度对欧盟历史和当期政策变化进行比较，发现欧盟一方面接受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约束，不断推进自由化，但在处理对外贸易关系时始终存在双边主义倾向，歧视非成员国。对服务贸易壁垒度量的研究包括：俞灵燕（2005）对服务贸易壁垒量度工具和服务贸易一般均衡分析所做的综述；盛斌（2002）基于中国入世协议书和相关附件对服务贸易总体及各部门的具体承诺进行数理化评估与国际比较分析，以及对现存服务业市场准入限制及中国入世谈判的“讨价还价”模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服务贸易壁垒度量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对服务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的测算包括：王小梅（2005）利用GTAP数据分析服务贸易规制的成本，选取11个样本国家和地区服务部门的局部均衡效应，结果显示服务贸易监管对各部门的价格和产出都有影响，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国家影响不同。总体上看，国内对服务贸易的研究尚不充分，同时服务贸易数据自2002年后才逐步完善，鲜见采用服务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献。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拓展出服务贸易壁垒强度指数，考察贸易国在市场准入、所有权与控制权、经营、自然人流动方面的限制措施是否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