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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学术转型启示 　　摘 要：1907年是王国维学术生涯的一道分水岭。自此以后，王国维的学术生涯经历了由哲学而文学再到史学的转变。造成这一转向的原因是多重的。从主体方面看，首要原因在于王国维内心承受着天才批评家与天才诗人双重角色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实质是创新的焦虑，即王国维受西方启蒙主义思潮影响的天才论与中国古典主义艺术传统的矛盾。矛盾的解决过程形成了学者的焦虑，而焦虑又变成学术转型的动力。 　　关键词：王国维；学术转型；天才；创新；焦虑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1―0188―04 　　 　　 　　1907年是王国维学术生涯的一道分水岭，这一年他在《三十自序》中，总结了前期的治学生涯，预告了走向史学的学术转向。虽有不甘，却也无奈：“若夫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苟一日集于余躬，则俟诸天之所为欤！俟诸天之所为欤！”①颇有天才末路的悲壮。王国维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天才的独创性与古典主义范式的矛盾。生活于社会转型期的王国维身兼批评家与诗人的双重角色。世纪之交西学东渐，在西方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天才的创造性在王国维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张扬。然而，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也为天才设置了一张天罗地网，使王国维的词学批评与创作质疑传统却无法脱离传统，试图创新又找不到出路。在批评家与诗人的双重焦虑夹击下，他不得不告别文学，另谋出路。历时地来看，王国维的学术生涯经历的由哲学到文学而史学的转换是这一矛盾冲突深化与发展的结果。 　　一、批评家的焦虑 　　作为批评家，王国维的最大成就当数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说”，这一论词标准及至今日依然有着重大的影响。《人间词话》第一至九则向来被认为是全书的总纲，第一则开宗明义，将“境界”视为词的最高标准。第九则直陈自己超越前人之处：“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人间词话删稿》(一三)对其进一步论述：“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王国维为什么如此重视“境界”与“气质”“神韵”的本末之分？其用意相当明显：旨在强调自己超越前人之处。这种心理并不鲜见。哈罗德#8226;布鲁姆在研究诗人与传统的关系时以“影响的焦虑”来命名前辈诗人对后来者的影响。他们只有对前辈进行巧妙的修正、误读，才能走出前人的阴影而有所建树。当然，只有天才才具备这样的建构能力，而正是这种天才面对传统的焦虑催生了王国维的“境界说”。 　　如果把“境界说”放入历史的纵深，从词的批评史的视角来透视它的产生，也许更能切中要害。词作为一种文体发展到了清代，早已是末流了。但对词的研究却始终热火朝天，且著述颇丰。占据清代词坛的有著名的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推崇姜夔、张炎；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推崇温庭筠，该派的中坚人物周济为了纠正浙西词派空滑的弊端，倡导北宋词人周邦彦的浑化。后来的晚清四子，则推崇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质实密丽。总体上看，清代词学的主流是推崇南宋词的。王国维对这一主流词学观念，有意识地采取了一种整体性的对抗姿态，②而力求在主流之外有所拓展，以立一家之说。比之于前辈，“境界说”将评词的标准向前推进了一步：由形式到内容、由文本到创作主体。 　　“境界说”强调天才作为创作主体在艺术创造中的决定作用，实质上是受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潮影响的王国维的天才观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康德认为，天才与艺术创造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然通过天才为艺术立法”。康德的这一思想为王国维的“境界说”注入了灵魂。天才的创造力表现在文学中也就是丰富的想象力与真挚的情感，“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话》中对“气象”、“胸襟”、“赤子之心”的礼赞，对神/貌、淫/鄙/游、隔/不隔的区分都突出了这一观点。依据“境界”的有、无这一标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词分为两类：五代北宋词与南宋及其以后词。他对这些词人好恶分明：“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人间词话附录》二九）《人间词话》还为词人们描画过脸谱：“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人间词话》四六） 　　在《人间词话》涉及到的众多词人中，王国维对周邦彦与姜夔的态度并不明朗：尽管明确表示对美成(周邦彦)的不喜，但还是将其列为一流的词人；虽然认为白石(姜夔)不能进入一流，却对他的“格调”耿耿于怀。这与周邦彦、姜夔在词史上的地位有关。北宋的周邦彦精通韵律，集婉约派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