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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周期律与传统政治悖论 　　 [摘要] 我国传统政治史上的王朝周期律是政治体制内部的矛盾冲突作用的结果，具体可归纳为四大悖论。要破解王朝周期律，就必须解决中国传统政治运转中的四大悖论。 　　 [关键词] 王朝周期律；传统政治；悖论 　　 [中图分类号] D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02-0019-03 　　 　　早在延安时代，郭沫若先生即应毛泽东之约写下了名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探讨夺取政权之后，能否长期执政的问题。新中国诞生前夜，黄炎培先生则向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王朝周期律问题。人们都意识到了“改朝换代”是中国政治变迁史的一个突出特色。过去任何一个王朝短则数十年，长则二三百年，都会寿终正寝，让位于新的王朝。每一个王朝都想一世、二世，传之万世，为什么又摆脱不了周期律？有人认为是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所致；也有人认为是人口压力与生存压力所致；还有不少学者借用“帕金森定律”解释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冗官与冗政，并认为这是政治腐败以致政治覆亡的主导原因。不过，细细品味一下中国传统政治，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王朝政治的周期性振荡不是只靠哪一定律或原因能解释的，它是政治体制内部的矛盾冲突与悖逆的综合特性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可大致归纳为四大悖论。 　　悖论之一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集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是中央王朝与一级行政大区之间的关系，2000多年来，一直处在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之中。每当集权之时，便是中央权力过重而地方权力过弱；每当分权之时，又会地方权力过重而中央权力过弱，甚至引发分裂割据以至王朝覆亡。自秦到清，中国地方政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依次为郡政阶段、州政阶段、省政阶段。每个阶段都是这一矛盾调适的产物。 　　秦惩秦秋战国分裂之弊，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实行郡县两级制，汉沿袭之，是为郡政阶段。自秦至西汉时期，郡一级的权力较为集中；郡守集行政、经济、民政、司法诸权于一身，一郡所有事务都经由郡守上传或下达；与之相应，郡守地位颇高，尚书令、尚书仆射有外任郡守者，郡守也往往可以入为三公九卿；另外，作为其副贰的郡尉掌军事、监郡御史掌监察。自武帝始，为加强对郡守的控制，在全国范围内设十三部州，十三部州刺史以六条问事监察地方官，主要以郡守为监察对象。到东汉时代，州刺史渐成一级长官，权力过重，尾大不掉，在东汉末年的分崩离析中，他们成为主要的割据者。 　　自魏晋至宋为州政阶段。一方面，举国之内，实行州县二级制；另一方面，在州与中央王朝之间，又断断续续但又越来越明确地存在着一级组织，从汉之部州、唐之道，到北宋之路，重复地实现着由监察大区向行政大区的转变。因此，又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二级制向三级制的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中，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唐代仍实行地方二级体制，即州县制，也试图在州之上设立监察大区，所设各道观察使、黜陟使、采访使、按察使以及节度使等等，最初都是只负有监察或某一专项事务。但在运转的过程中又是渐以坐大，拥有了一道之中的军政全权，成为一方割据者。 　　唐代后期，面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日益发展，唐王朝在可能的范围内运用了巡院这一新设机构对地方加强控制与管理。巡院本来只是盐铁转运使派驻各地治理私盐的机构，所职掌渐宽，督理财赋，监控地方，俨然一方大员。实质上具备着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身份，遇事可直接“状报中书门下”。唐中央之所以对江南有比较稳定的控制，与当地巡院机构之完备不无关系。不过，在唐后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强藩跋扈已成事实，巡院对此也无能为力。至北宋立国，取法巡院之意，置诸路转运使，使我国地方政体正式由监察大区向行政大区过渡，维护了中央集权统治。 　　自元至明清为省政阶段。这一阶段，实行了比较规范的省、州（府）、县地方三级政制。但是，与郡政时代之郡以及州政时代之部州、诸道相比，明与清前期的省政运转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省级权力的分割恰如其分，既避免了过分集权之悍，又无诸权分散之弱。如明前期，一省之中，布政、按察、都指挥三司并存，均直接向中央王朝负责；中期以后，虽然大政统于督抚，但中央王朝各有司对省内诸司的制约仍十分有力。其二是地方大吏督抚分设，相互制约。也颇见成效。其三是省级军事、监察、漕赋诸权弱化，以中央王朝的垂直管理为主，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但到了清后期，督抚权力开始强化，中央集权与地方的矛盾又出现紧张。清末民初各地倒清起义者，相当一部分是清朝督抚，民初军阀中，出身于此者也颇有人在。 　　悖论之二是政治运转中的专制主义与民主因素。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的集中体现是君主专制，但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是有一定限制的，专制的樊笼之中还包含有一定的民主因素。诚然，君主是最高权力的标志，生杀予夺，一言九鼎，但他们又不完全是为所欲为，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都有被臣下封驳成命、不得行使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