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用哲人思考拍电影.docVIP

王超，用哲人思考拍电影 　　 　　王超199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剧作专业，先是给陈凯歌导演做了《荆轲刺秦王》的副导演，其间给电影杂志写电影评论，还给文学杂志写小说。当年26岁的王超从南京来到北京，怀揣着电影的梦想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王超以三部电影（每部都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很高的荣誉）为华语电影扬眉吐气。王超的电影道路看似很简单，其实走得很难。整个“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在国内都不景气，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作为一名导演，王超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开始主动调整自己的创作路线，向大众靠拢。 　　 　　你去年刚刚获得了戛纳大奖，回到过去谈谈你的大学生活？ 　　王超：当时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租住在农民的房子里，一年之后校长同意我们继续教育学院的学生可以到学校里住了，在宿舍里我疯狂地看电影。我是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看世界电影史的，理论上看了很多的文章。91年来到学校就到处找胶片看，学校放映的外国电影，我要看两场。那会干部进修班的学生才有资格到拉片室看录像带，我就趁机到处转录。我的宿舍和机房一样，很多大师的电影都看，很神秘的样子。我宿舍的同学忙前忙后成了我的工人。现在的DVD多了，反而看片子的人少了。当时我们感觉不看那些大师电影的话，一辈子都看不到了，片子少也有好处，热情很高涨。 　　 　　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 　　王超：95年的时候，我跟着陈凯歌做助手，直到96年剧组筹备好了。我很早就开始写诗歌和影评。我是热爱电影的，我26岁了，应该是结婚的年龄了却到了北京。那段时间，我在电影学院感到很自由，特别是成人教育的那种氛围。在学生宿舍里认识了很多的人。当时表演系的徐静蕾，刘孜，我们都住隔壁，可以混住在一栋楼上，她们可是明日之星啊。电影的气氛好，创作欲望又很强，在全国的纯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 　　 　　《安阳婴儿》是怎么诞生的？ 　　王超：我是先写了小说版的《安阳婴儿》，但是为电影写的小说，没有想要去做小说家。拍摄电影本来要写故事梗概，我是个彻底的文学青年。变成了小说这样找投资也方便，结果很管用，发表在杂志上，投资人看到了就愿意投资了。 　　《安阳婴儿》的诞生确实有些厚积薄发，36岁了，尽管是个文学青年，那些所谓青春的残酷物语的伤感，写诗歌的时候都消磨掉了。我不喜欢他人的写作，我开始关注社会，历史，时代。自己在内的民众处境，90年代文化的断裂，对我触动很大。 　　那段时期，在那代知识分子比较示弱的的时候，我是工人出身，逆向的思维，很着急。我有机会惊醒自我，人格成长突破，有了起点。95年他们都是走向十字架的神学家，处境中的思想者，思索存在的意义、信仰的可能，对我有了精神支柱。 　　 　　 　　《安阳婴儿》很自然的诞生了，艰难吗？ 　　王超：法国人说我的电影有布烈松的影子，我很喜欢布烈松的电影，也只看过他的《乡村牧师日记》，确实很深刻，是很好的电影。帕索里尼的《马太福音》，伯格曼的电影，精神品质上很深刻。三位非新现实主义大师的精神本质相联系的作者。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罗西里尼只能是浅的视野上的开拓，电影的质感。 　　我拍摄了电影，我不去孤芳自赏。还可以，去了戛纳国际电影节，没有太多的不是电影所能给予的。我在延伸自己其他的东西，想法传递出去，力量的蔓延，电影不是个人的，是普遍的。我不是自己选择自己，不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了，其实也是艰辛哪怕有了影响，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不是我的自传体，不是放大自我，而是自我人格的，我们的成长经历不一样。 　　 　　《日日夜夜》很快就完成了，感觉不同于前部？ 　　王超：形式上的探索，试验性风险大，一些人喜欢我的电影，是特殊的群体，小众一点。国内几篇民间的影评很到位，《日日夜夜》传递的东西，累了一点，东方导演对电影的形式表态。侯孝贤，小津安二郎难道就是那样子？我在结构故事，打开推镜方式上是开放的，轮回的东西，古代哲学家易经，诗经，古老歌谣变奏、重复，易卦方式，围绕古代及当代的哲学命题。西绪弗斯神话推石头上山，轮回恰恰又是被我融入在中国古老的人事抗命运观念联系在一起。形式观念的跨界很危险，真的有人看懂的，没有人进入，对于电影想表达的太多了。 　　很多人说我的电影内容空洞，难道我的胶片都跑了吗？拍摄电影要编制生动的故事细节，跑了细节，戏感很足。细节的戏剧恰恰忘了蔓延香火的戏感，对待生活的锤炼。真正的细节是枯燥无味的。只是某些不经意的时候有些不一样，更多的时候是木然的。民间的牲畜木然，笨拙的外表以及底下的遏制不住的冲动，两者张力关系，我捕捉拍摄的东西有兴趣。 　　我的演员刘磊说，演员说台词每个人都会。而镜头是人和人的关系，摄影机和人物的直接关系，作者和人物直接面对的关系，布烈松的电影也是。 　　《日日夜夜》关注的是真正的电影，融入到时间和变化，人格和灵魂。虽然小众了一些，有期待的价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