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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又潮落抗战时期西部开发 　　抗战爆发，国府西迁。一度甚嚣尘上的西部开发如潮起又潮落――在国民政府和后方民众的齐心协力下空前高涨，却又随着抗战胜利在望，国民政府转移重心、撤人撤资而再次回落低谷…… 　　 　　高潮 开发西部波澜壮阔 　　 　　西部工业的变身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布局极不平衡，大的工厂企业基本集中于沿海各省市，偌大的西部之地则寥若星辰，几成工业荒漠。“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决策的确定和有关政策的制订，西部的近代工业才开始崭露头角。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府西迁，战时经济体制确立，西部的工业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扶持后方工业的政策和举措纷纷出炉。首先是沿海工厂的内迁。到1940年底，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厂矿共达448家，机器材料为70,900吨，技工12,080人。其中，机械工业占40.4%，纺织工业占21.65%，化学工业占12.5%，教育用品工业占8.26%，电器制造工业占6.47%，食品工业占4.91%，矿业占1.78%，钢铁工业占0.24%，其它工业占3.8%。迁往地分布在四川、湖南、陕西、广西等。这些企业的内迁和工厂的兴建，为这片久久干涸的荒漠洒注甘霖，凝结为西部近代工业的生命之躯，大后方的工业基础雏形初现。并且，重庆区、川中区、广元区、川东区、桂林区、昆明区、贵阳区、沅辰区、秦宝区、宁雅区和甘青区等若干个工业区域的形成，如群星闪现，曾经黯淡的西部工业之天穹，渐渐清亮而澄澈。 　　其中，重庆“虽是西南诸省中一个最优越的都市，可是它在战前几乎是无工业可言的。它那时所有的工业，只少量的农产加工业，和利用外来原料的手工织布工厂而已”。但抗战后，重庆工业迅速崛起，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集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器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基地。 　　当时，重庆的工厂、资本、职工、工具机设备的数量在四川乃至整个大后方都具有相当优势，尤其是工具机设备和动力机设备几达一半。因此，重庆的工业不仅在四川，而且在整个后方都举足轻重，难怪乎有人称重庆为战时中国的“工业之家”。 　　不仅是重庆，就其它地区而言，新兴工业区和各省工业数量的增长，初步奠定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西部地区的工业近代化正徐徐起步。诚如当时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所言:“这些能源工业推动了内地的工业发展，使原来十分落后的地域有了工业，就全国来说，最终使工业配置有了一定的改变。最为显著的是，今日成为十大工业城市的重庆市，就是这时奠定基础的。” 　　 　　食粮衣料求自给 　　近代西部地区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支柱，而农业生产却因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自然灾害频繁等颇为衰敝，频仍的旱荒又如恶魔般威胁着当地人民的生存。抗战时期，东部沿海主要粮棉产区相继沦陷，西迁后的国民政府便面临着农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困难，并开始意识到后方农业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抗战期间,首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要“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达到“食粮衣料力求自给”。为此，国民政府积极致力于大后方农业的开发和投入:在农业改进方面，注重优良品种的培育，棉麦病虫害的防治，化肥绿肥的推广以及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在水利方面，要求须设“专门之机关与人材，作精密之考察，通盘之筹划”。此时的西部不仅有了大型农田水利灌溉系统，一些现代化的水利思想也初见端倪。其中，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功不可没，由他主持修建的陕西水利工程，从原料、设计、施工方法等方面都采取了现代化的标准。正如学者王敬成所言:“近年来，由于水利大师李仪祉先生的倡导，新式的农田水利在西北各省确已首屈一指，实际上在全国中亦能占到领导的地位。”李仪祉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是为陕西现代化农田水利事业之发端，亦是此项事业在华夏之滥觞。农业技术的改进，新品种的应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一片片西部粮田延展着，丰裕着，坚实了抗战胜利的物质保障。 　　 　　交通之脉带动地方经济 　　交通既是经济发展的动脉，又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尺度。西部资源虽丰，但苦于交通梗塞，以致所有资源都无从开发，这也是近代西部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状况很难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因此，国民政府决定把开发西部的首要目标放在发展交通事业上，使之成为发展西部经济链条上的首要环节。 　　就公路而言，国民政府在西南主抓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在西北则改善了西兰公路和修建了甘新公路（兰州-迪化），使之成为贯穿西北地区的国际交通线，并改造和完善了一系列西部重要的公路干线，7年之间共新筑公路11#8197;675公里，改善公路88#8197;901.5公里。抗战时期，整个西北地区的公路有了成倍甚至成十倍的增加，最终形成了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近代公路网和西北各省区的公路网。在铁路方面，西南除湘黔线到抗战胜利建成外，其它完成的工程量不多；在西北，陇海铁路的延展和咸阳到同官、渭南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