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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在灰色地带监督者 　　市场经济发展造就了许多新的职业，以打假索赔为生的人，被人们习惯地称为“职业打假人”。因为是行走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所谓“职业打假人”，身处高危职业，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万丈深渊。我们的社会需要这些人吗？“打假”与“假打”的界限在哪里？职业打假人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呢？ 　　 　　打假还是“敲诈”: 受审的不仅是刘江 　　2011年12月，有“成都打假第一人”之称的职业打假人刘江涉嫌敲诈勒索案沸沸扬扬。 　　先是12月1日，重庆万州区法院开庭审理刘江涉嫌敲诈勒索一案――刘江（本名黄勇）被控，以举报电视台播发虚假医药类等广告为由，敲诈勒索全国300余家电视台，金额共计242万元。 　　这一新闻迅速登上各大网站的显要位置。而因为具有标本意义，既吸引全国各地大批职业打假人前往旁听，也带来了舆论的高关注度。 　　半月后的12月15日，有14年打假史的刘江以敲诈勒索的罪名，被重庆市万州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法院认定，刘江以打假之名行非法敛财之实，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据成都商报报道，“宣判后一度情绪颇为失控”的刘江已正式委托律师，将择日向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刘江“敲诈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并掀起了一场关于“打假”与“假打”的口水战。有观点认为“打假”不能沦为“假打”；也有观点认为，“假打”也是一种“打假”。 　　成都商报报道中提到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刘江“敲诈案”宣判当日，记者在不同时段搜索万州电视台的6个频道，均未发现医疗类广告播出。 　　不得不说，刘江“敲诈案”再次昭示，职业打假人是一个高危的职业，既有人身安全方面的危险，又有逾越法律雷池的风险，行走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他们，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万丈深渊。 　　“打假”与“假打”的界限在哪里，如何界定？这是刘江“敲诈案”抛出的一个沉甸甸的问题。 　　知名律师刘昌松撰文表示，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索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刘江行为是否成立敲诈勒索罪，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他是否使用了威胁的手段，二是他取得钱财是否有法律依据。任何一个要件不成立，该罪名都不能成立。 　　第一个因素，他认为司法机关的认定没问题。虽然刘江的辩护人辩称，刘江索要赔偿款都是“各电视台在受到相关处罚后才与被告联系”的，但这些电视台对本地有关部门“雨过地皮湿”的那种象征性处罚是不太在意的，刘江声称若不给赔偿款将向上级有关部门直到向中央投诉，这才真正对他们有威慑力，符合“威胁”的含义。 　　第二个因素，他对司法机关的认定不太认同。他表示，按消保法，消费者买假有权获双倍赔偿。这正是职业打假人王海们能够靠打假为生的法律依据。打假索赔时，一般将保全证据、购买有关商品及往来各地差旅费的索赔款，算成打假成本，只有另外的相当商品价款一倍的赔偿款才是打假利润。刘昌松认为，刘江派人到各地，收集虚假广告视频，刻制光盘，购买有关商品，向有关电视台主张……其开销也不是小数目，若电视台认为虚假广告对刘江构成心理伤害，再愿补偿点精神损失费，也未尝不可。“如此考虑，向300多家电视台索要了242万元的赔偿，不算什么大数目。而且，这242万元到底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实在难以认定。” 　　刘昌松还把刘江“敲诈案”与此前轰动一时的北京“黄静案”相提并论。黄静买到华硕的问题笔记本，抓住华硕将测试板当正式主板安装到产品中的硬伤，索赔数千万元，结果被指涉嫌敲诈勒索罪，但最后实际上以“维权过度”的性质处理，黄静被无罪释放。“刘江虽针对的是电视台，但制假销售的经营者和发布虚假广告的电视台，实际上对消费者成立共同侵权，消费者可依法向他们任何一家索赔，也可要求他们两家连带赔偿。”他认为，刘江“敲诈案”至多是个维权过度问题，绝不可动辄就诉诸刑事追究。 　　但刘昌松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刘江和黄静在身份上有巨大的差别――一个是有14年打假史的“职业打假人”，一个是打假维权的“普通消费者”；刘江维护的是所谓“广义”的消费者权益，而黄静维护的是个体的消费者权益。这里面的逻辑是：黄静这种个体的消费者当然有维权的权利，而刘江更多的是代表广大消费者维权，至少打着这样的旗号，谁授予了刘江代表广大消费者的权利？ 　　这正是刘江敲诈案折射出的另一个关乎社会性和法律性的深刻命题：职业打假人身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实际上，职业打假人的生存空间既是造假商家给予的，也是官方监管部门的监督缺失造就的。但何曾见过造假的商家和监管部门失职因涉案“242万”，受过类似“有期徒刑7年”这样的重罚？ 　　刘昌松就担心，“不把重拳砸在制假售假者以及虚假广告的制作发布者上，而是砸在打假人身上，恐怕如此办案的社会效果也不会好。” 　　需要注意的是，自1994年施行《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