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缛壮美明代洪武时期遗瓷.docVIP

繁缛壮美明代洪武时期遗瓷 　　朱元璋建国后定都于六朝古都南京。南京位于明朝版图中心，地势似龙盘虎踞，城市繁华，物产丰富，人民安居乐业，就连当时的青花瓷器上，也被工匠们充满感情地写下了许多“福”字，若无后来的建文帝削藩，靖难之役及朱棣迁都，明王朝的发展、灭亡及满清崛起的历史，就会是别样景象。 　　改变这一切的永乐大帝朱棣，打造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更加强大的帝国，他让此后五百年间北京城中的人们生活在红墙黄瓦的巍峨宫宇之下，时刻感受着皇权的恩施和威严。 　　今天北京城中的历代宫殿、庙宇、陵墓以及民居生活的遗存比比皆是。就连古人们无意间丢弃的残损瓷器，也会把我们带人悠远亲切的时空隧道，成为触摸历史、品味古老北京的珍贵印记。 　　 　　一 　　 　　明洪武朝历经31年(1368―1398年)，其制瓷水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不如元代和明初永乐宣德时期，且绝大部分瓷器缺乏准确的年代标识，使许多洪武时期的瓷器被误划入了元代或永乐时期，人们甚至对洪武时期有无官窑产生过质疑和困惑。随着近年来对景德镇明代官窑瓷器遗址的科学挖掘，尤其是一块带洪武时期县丞姓名题识的瓷瓦及带“宫”字匣钵的发现，证实了洪武初期已在江西景德镇设置官窑，烧制供皇室使用的瓷器。 　　现从南京、北京、风阳、景德镇等地洪武时期的皇宫和藩王宫殿遗存、窑址遗存及各地洪武纪年的墓葬中发现的各类瓷器上，可以让我们对洪武时期的制瓷工业有一个愈加清晰的认识。 　　洪武时期以景德镇为主的制瓷业，仍属元代制瓷业的延续。各地许多宋元时期著名的瓷窑，至明初时已走向衰落，只有浙江的龙泉窑在明初时还为皇宫烧制瓷器。宋元时期的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耀州窑等窑场，除了少数改变了原有的烧窑品种改烧一般日用瓷以外，大部分陷于停烧状况。从北京、南京、凤阳等地的明代城市遗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制瓷业明显的发展与变化状况。 　　洪武时期北京属北方重镇，曾派徐达等多个重臣驻守，并在永乐时期改为明代国都，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瓷器遗存。南京为明代洪武建都之地，洪武瓷器遗存更有标志意义。凤阳为洪武皇帝的祖籍，并在洪武初期大兴土木修建中都城，后虽停建，但遗存丰富、年代明确。景德镇自明初设官窑烧造瓷器，根据目前的科学考古发现，已对明代洪武时期制瓷有了一定认识，而各地陆续出土的明代早期墓葬更为准确判定洪武制瓷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北京的城市基建中出土有洪武青花绘龙纹盘残片、青花模印龙风纹盘瓷片、黄釉模印龙纹刻朵云纹盘碗瓷片、外酱釉内霁兰釉模印龙纹碗瓷片、白釉模印龙纹划朵云纹碗瓷片、霁兰釉模印龙纹盘瓷片、紫釉划缠枝花卉纹罐瓷片、红釉釉下绘变形莲瓣模印龙纹碗瓷片。另首都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内还藏有红釉模印龙纹盘整器、釉里红绘花卉纹大罐整器。而近些年从明代北京西什库旧址地下(现北京四中)出土了大量的釉里红和青花瓷残片，勾画出洪武晚期景德镇官窑制瓷发展轮廓，尤其是北京出土了景德镇洪武官窑遗址中所没有的青花龙纹盘残片等标本，让我们对洪武至永乐时期皇室用瓷有了初步认识。从中也可以看出景德镇烧造的洪武官窑瓷器有近一步研究探讨的必要。 　　洪武一朝瓷器的渐进发展状况目前还不能仅从一处遗址得以全面展现。需要将目前各地出土和传吐的洪武瓷器综合排比，厘清洪武时期瓷器的发展状况。 　　安徽凤阳的明代中都城，始建于洪武初期，未几即罢，虽然此处目前未经大规模考古发掘，但大量瓷质建筑构件，既可以与南京、景德镇、北京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相印证烧制年代，可体现出洪武时期对制瓷业的重视和制瓷业的发展水平。 　　明代早期瓷质建筑构件大量应用于凤阳的明代中都城，景德镇窑址和南京有一定数量出土，北京则零星出土有永乐时期瓷质建筑构件。 　　这些瓷质建筑构件胎质粗细兼有，并施有黄、白、绿等釉色，用铁、铜元素来绘制纹饰，基本呈现了洪武时期制瓷业的面貌。此种用瓷制建筑构件的习惯一直影响到永宣时期。 　　从目前已经发现的资料来看，洪武时期的官窑制瓷有白釉、霁兰釉、酱釉、红釉、黄釉、绿釉、紫釉、黑釉等彩釉，装饰方法有刻划、模印、彩绘等。其中，彩绘以青花、釉里红为主、问有铁黑色釉。 　　在这些洪武时期的官窑瓷器品种中，除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的完整器和残片标本相对较多外，其它的品种十分少见，完整器更难一睹。 　　近些年来明初墓葬中陪葬瓷器的陆续出土，为区分洪武时期制瓷的特征与面貌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这些城市遗址、官窑遗存、墓葬中出土的瓷器标本品类虽不甚全面，但从中可以窥见洪武时期制瓷比元代相比已有所转变，但远不及永宣时期的发展水平，这与当时战患刚息，政权初立及皇帝个人的喜好有着很大的关系，与元代相比青花制瓷未出现明显的进步，纹饰变化不大，青花呈色多元，并大量出现了灰蓝色青花瓷器，而釉里红瓷器的大量出现，说明了洪武时期工匠对铜元素的应用已达到了熟练的水平，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