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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地走出文将军 　　 红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不仅出“武将军”，而且人文会萃，“文将军”辈出。既有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享誉世界文坛的叶君健，又有师从王国维的冯德清与子冯天瑜，当今执掌《求是》杂志的吴恒权，荣获中国新闻奖、人民日报副总编江绍高…… 　　 　　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 张培刚 　　 　　 张培刚在他60多年的经济学研究中，总是辛勤耕耘，奋力求真。他思想活跃，造诣高深。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1986年，西北大学教授何练成访美后说，哈佛大学一教授在座谈会上讲，张培刚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的要晚好些年，他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1992年，在庆祝他从事学术工作60年大会上，与会者公认，张培刚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代宗师。有学者说，北有马寅初著名的“人口理论”，南有张培刚的“发展理论”。 　　 张培刚于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时候，就随家人放牛、砍柴、栽秧、割谷，亲身感受到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农业劳动的艰辛。20世纪初叶，国内军阀混战，民众困苦不堪。他常和小伙伴们在门前的池塘边吃饭，为了比谁家吃得好，就把饭菜甩一点到水里，看浮在水面上的油花谁的大。农民为什么这么苦？中国为什么这么穷？这都在年少的张培刚心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1925年春，张培刚来到董必武任校长的武汉中学读书。1930年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大学毕业后，张培刚被选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达6年之久，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等地的乡镇和农村，其间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村经济》等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论文。1936年，他写成《我国农民生活程度的低落》一文，大声疾呼社会人士和政府当局，重视农民生活日益困苦的问题。 　　 　　首创发展经济学 　　 　　 1941年，张培刚考入哈佛大学。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一条来自东方的小鱼，遨游于现代经济学的汪洋大海，他好奇地向着未知的水域奋力游去。张培刚是幸运的，在哈佛的5年间，他聆听了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大师的谆谆教诲。张培刚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血液。在哈佛，张培刚始终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贫穷落后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将如何实现工业化。在哈佛的讨论课上，他结合国内调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阐述经济问题，侃侃而谈，令不同肤色的同窗深深折服。他决心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走一条前人未走的路径，啃“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这块硬骨头。 　　 张培刚认为，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大战后的中国也迟早必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复杂而迫切的历史任务。他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中心目标，在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要遇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问题，于1945年冬完成了《农业与工业化》博士论文写作。1947年春，哈佛大学将该书列入《哈佛经济丛书》，于1949年出版。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再版。该书获1946至1947年度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 　　 祖国在召唤远行的游子。1949年2月，张培刚毅然辞去了联合国的职务，并婉言谢绝了哈佛大学两位导师的邀请，回到珞珈山麓的武汉大学，迎接新中国的解放。 　　 由于种种原因，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张培刚远离了他心爱的发展经济学，从事其它工作。1978年，他以65岁的高龄重返学术舞台。与有关专家合作出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等专著。近年来，他又倡导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并撰写《新发展经济学》等两部专著，为推动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牛肚理论”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愈到晚年，张培刚先生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关注愈益深切。他对一些仍欠发达的农村、对众多仍不太富裕的农民永远有一种深深的牵挂。他说，在农业改造和工业化过程中，当前，农民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通过发展，通过改革的办法去解决。 　　 “文革”时期，张培刚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另外一个老专家下放到襄阳放牛。两人放了4头牛，一次一头老母牛不听话，滚到淤泥中不起来。这两个书呆子，一个上前牵牛鼻子，一个拽牛尾巴，老母牛就是不起来。结果还是当地农民有办法，人家拿一个大竹杠子往牛肚子下一撬，老母牛一下就蹿上来了。张培刚先生说眼下中国问题不少，困难很多，就像一头陷入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