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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权利下城市街巷地名空间特征研究 　　摘 要：通过收集整理西安主城区内的街巷地名，运用布迪厄符号权利理论和核密度估计法的空间平滑法，从空间可视化与量化角度分析西安街巷地名时空演变过程中地名景观命名的变化规律及区域差异，揭示时代演进中不同主体对地名赋予不同的政治立场，认为地名景观意义的演变是各方协商和博弈的结果。研究发现地名分布上呈现新城区政治性较为鲜明，碑林区、雁塔区、莲湖区较商业性，灞桥区和未央区主要以自然类景观为主的差异性。不同时期的街道地名景观意义表述了其符号生产者的政治空间，地名空间在日常生活下统治阶层与民众博弈呈现“官用”和“民用”相互竞争的态势。 　　关键词：街巷地名；布迪厄理论；符号权利；核密度估计法；西安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近年来空间解读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其关注人与空间之间的符号、映射及消费意义[1]。特别是布迪厄符号权利理论将视角转向文化颠覆政治的力量，研究空间、文化景观如何运作及其隐含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关注空间如何作为文本、意义系统来表达意识形态、价值观，从符号维度出发，解读空间被赋予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意义如何促进特定社会实践，并构建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 　　在符号权利理论下，符号是权力技术的工具，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主导符号生产与再生产， 传播新意义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2]。政治符号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也是社会秩序再生产的过程[2]。在城市变迁过程中街巷地名是日常生活中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场所，是人文展示场地，具有指示功能，同时也是嵌入体和政治话语的加载[3]，且形成独特的景观和空间属性，作为城市的符号系统与社会有紧密联系。同时在官方治理过程中体现政治空间的变迁是城市地理和批判地名学者研究的重要文本。 　　20世纪80年代初，受人文地理学由经验主义转向后现代结构批判主义的影响，国外学者对地名的研究由关注地名本身转向关注地方命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以及地名在景观中的符号特征，认为当时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社会治理方式和政治意识对地方命名有深远影响[3，4]。国外对街道地名的研究已经从传统学词源和分类研究转向对地名空间的批判研究[3]。认为地名在塑造集体记忆中是创造和维持依恋感的重要组成部分[4，5]，不同时期地名对民众的情感维护、政权更迭背景具有集体记忆的重构[6]。在社会治理上利用居民的地名感知及其差异来促进当地生态可持续管理[7]。同时地名是象征权利的符号，地名空间上的差异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场所[8]。受国外学术影响，我国学者对地名的研究视角由对其历史渊源和空间分布的研究转向关注地名本身构建的过程。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通过GIS空间统计分析[9-12]，分析技术与文献对地名的研究开始转向定量分析，在地名规划管理方面关注地名文化价值的质性分析[14-20]和定量评估建立，以及地方命名权与民主管理问题[21-30]，进一步揭示对不同政权治理下台湾街道命名的分析[29]、不同阶层对地方命名权利的博弈[29，30]。 　　由此看出，目前国外对地名的研究角度多聚焦于政治符号、社会正义的规范管理、社会政治经济内涵分析以及治理维度的研究。国内学者对地名的研究也从多视角多尺度进行，但缺乏对地名时空变迁的质性分析和符号解读。本文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分析近代西安街道地名的变迁，探讨不同主体在命名权利中的博弈，揭示权利因素如何在空间上呈现出来。 　　1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西安具有3500年的建城史，长达1100年的建都史，先后经历了十三个王朝的更替，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城市形态。西安城的基本形态主要是基于隋唐大兴城的基础扩建，明清时期有所增加。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更替，目前城内主要是隋唐明清、民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时期的道路（图1）。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收集整理1986年《西安地名志》和2003年以来的区县地方志中所涉及的近代以来西安主城区的街、路、坊、里等城市街巷地名与聚落地名并结合2016年行政区划的行政代码，获得西安市辖主城区新城区、未央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灞桥区6个区，街坊巷里2234个地名。其中未给予出处详细说明的地名均来源于《西安市地名志》。 　　1.3 研究方法 　　利用 ArcGIS10.2制图功能对地名空间数据按照西安地方志所给的11项类别进行统计分析并用核密度分析法展示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研究搜集到保留至不同时期的西安主城区街巷地名，分析地名类型分布及其生存状态。 　　利用互联网、地名志等文献资料，查询主城区内各行政区聚落地名，对其按照已给分类进行统计。将地名当作离散点，通过Xgeocoding得到各地名的地理坐标，并将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