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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改革借鉴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这两位资深球员，可能会触犯反垄断法并因此而吃下红牌。 　　通信业者因长期垄断通信资源，导致通信质量下降和效率低落，但却又有特殊的产业性质，因此通信行业到底该不该民营化，以及要怎么样改革，一直以来都是争论不休的议题，因为这关系到整体发展、竞争力和经济体制下的自由竞争。 　　其实这条通信改革之路在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曾经走过，当局制定了一系列的游戏规则和监督机制，让原先被垄断的市场朝向了正面的发展；从政府垄断到政府企业改造，进而再发展成市场的自由竞争，借鉴台湾电信改革的道路，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示。 　　 　　政府自我的革新 　　 　　由于政经环境的因素，台湾在八十年代初期，岛内所有的通信业务皆由政府下所属的交通部电信总局所控管，当时军警等特殊单位亦有权力占有甚至介入通信体制；但也因为政经环境的改变，以及社会要求与加强竞争力的需求，岛内对于政府所有企业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来高，希望藉由改革把原先被政府垄断的产业一一开放，并在市场自由化的体制内进行良性的竞争，而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通信产业首当其冲。 　　当时政府企业垄断了所有的通信产业，而至今这些产业都已经累积了不少资本并深入民众生活，但政府企业的发展很难避免「吃肥养老」的趋势，所以在经过时间的推波助澜下，岛内的通信改革在九十年代开始正式启动；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把球员兼裁判的问题进行修正。 　　因此，当时岛内颁布了“电信三法”（《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电信法》、《交通部电信总局组织条例》），明确规定了把电信营运的部分由原先政府控制的单位分出来，单独成立了“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华电信〉，而裁判的部分依旧是由电信总局负责，虽然当时仍然是政府企业，但把职能区分是改变政府企业这只大怪兽的首先条件。 　　若职能区分是奠定岛内通信改革很重要的一步，那第二步就是要把政府企业单位转型成私有化、民营化的过程；在九十年代末期，中华电信开始进行民营化的转变，逐步开放民有参股，进而政府也开始降低对中华电信的介入，并引进私营企业的经营理念和模式。 　　这其中的变化在于，台湾通信的发展远可追至清末电报的建设，近可由七十年代后期开放简速拔号和话中插接电话，在硬件设施与原有的条件发展迅速下，为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和与国际接轨，有无市场的竞争机制就成为中华电信这位老球员能否有能力继续参与比赛吸引观众的要点。 　　走出改革的迷宫 　　 　　改革虽然已启动，但战役尚未结束。原先被“电信三法”拆分出来运营的中华电信，在民营化的过程中并须要有监督者与透明化的情形下才能算是在自由市场上真正的竞争者。所以岛内通过了两种手段来肢解这头政府企业遗留下来的大怪兽；到美国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以及股市收盘后拍卖股份，这成功的使中华电信的股份曝露在阳光下，也让政府持股的比例低于五成以下。 　　另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当通信业市场自由竞争下的裁判？最初，台湾的交通部电信总局除了营运外，同时也负责监理的工作，但在民营化且开放民企参与各项通信业务后，为避免尚有政府股份的中华电信遭受诟病嫌疑，岛内成立了“台湾通讯委员会（NCC）”，这是负责岛内的电信通讯等讯息事业的最高独立机构。“台湾通讯委员会”是这场台湾反垄断战役的最后一把利剑，它不仅具有仲裁的功能，也具备了政府直接干预通信业自由化的效果。 　　至此，台湾的电信产业已确定了全面自由化竞争的局面。 　　从政府所有企业的垄断到全面的竞争，台湾走了将近二十年的步伐；其中可以看到要为这场战役画下完美句点，首先是需要有确保市场的真正自由，而不是垄断的现象。再来是要有独立单位的监督机构，来使通讯传播的产业健全发展，而非监理营运通吃的大怪兽。 　　相对的，大陆的通信市场目前尚无一部完善且明确的法规和制度来订立出这样的比赛规则，又政企无明确的分离便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条件。这样的条件正是培养出垄断的温床，但完善的电信法亦只是跨出市场竞争自由化的第一步，若无有效管理市场的监督者，那么通信产业依旧只是被业者们互相分食垄断的大饼。 　　 　　改革禁得起考验 　　 　　在台湾电信产业完全自由化初期，有不少人质疑中华电信无法采取有效的战略应对市场自由化下的竞争，会造成客户的大量流失和失去原本市场巩固的领先地位，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中华电信目前仍拥有台湾地区最大的客户量，以及掌握台湾市场主导地位和服务绩效，这完全要归功于自由化下竞争的结果。 　　在台湾全面开放通信产业竞争后，各种民营通信单位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除了中华电信外，起初移动电话业者就包括了台湾大哥大、大众电信、亚太电信、威宝电信、远传电信、和信电讯、泛亚电信、东信电讯等，而固定通信综合网络业者包括了台湾大哥大、亚太电信、新世纪资通等，无线宽带接取业务（WBA）包括了威达超舜电信、大同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