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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距离对自愿合作影响文献综述 　　摘要　社会成员之间的自愿合作对社会和谐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自愿合作的不同行为基础，从两个角度分析了社会距离对自愿合作效率的影响：社会距离首先会影响互利均衡的协调，其次会影响社会认可的供给与需求，进而影响社会规范的执行。创造同质群体、重视长期关系、加强社会互动、重建社会规范等可以缩短社会距离，提高合作效率。 　　关键词 自愿合作　社会距离　社会规范 　　 　　一、引言 　　 　　在社会经济管理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通过各种方式联络感情缩小彼此之间的距离、创建和谐的关系，以便提高彼此之间的合作效率。这种方式存在的广泛性不亚于机制设计理论中所强调的激励，但却为主流理论所忽视。主流经济学在“个人机会主义倾向”假说下，强调激励合约的优化，强调竞争。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强调竞争与激励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确提高了产出效率，但也拉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原有社会规范的衰败，个人似乎变得冷漠自利(夏玉珍，2002等)。个人在对私人利益的追逐中，机会主义行为更加普遍，社会成员之间的自愿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切反过来提高了激励的成本，“和谐”与“关爱”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本文将根据现有文献，讨论这种社会距离的变化对自愿合作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影响机制，从而为提高社会自愿合作的可能性提供行为基础。 　　不同于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更多的强调，个人在关心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在意他人的利益以及他人的行动意图(Rabin，1993等)。在社会互动中就表现出不同于自利行为的“爱心”，比如利他、奉献精神、公平、互利等，文献中称之为“社会性偏好”(Rabin，1993；Bolton and Ockenfels，2000；Fehrand Schmidt，1999)。大量来自最后通牒博弈(Uhi－matum Game)、信任博弈(Trust Game)、囚徒困境、公共品自愿供给等实验的结果显示参与者的策略选择表现出很普遍的社会性偏好，而且能够有效地支撑自愿合作(参见张晏和夏纪军，2009)。 　　但是，在社会性偏好的显示中，个人普遍“倾向于对和自己关系近的人表示爱心或友善”，同时，人们也“更倾向于和自己关系比较近的人做比较”(Frank，1985)。Festinger(1954)认为人们在评价自身行为时，如果缺乏现成的客观标准，一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类似的群体进行比较，其次是选择与自己具有类似属性的群体进行比较。这种倾向性意味着基于社会性偏好的自愿合作效率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个人之间关系亲近程度或社会距离的影响。这种社会距离就是我们日常通过不同方式联络感情试图缩短的彼此距离。社会距离是一个用于刻画社会中个人之间情感亲密度、关系紧密度的抽象概念，反映了基于社会变量或社会网络的相似性或亲近度(Marshall，1998)；在战略互动中，可以定义为参与者之间的亲近程度(Buchan et al.，2006 Chamess et al.，2007)。 　　成员之间的这种社会距离(亲密程度或认同程度)首先会直接影响彼此之间社会性偏好的强度，即对对方利益或行为意图的关心程度。比如，社会距离越大，人们对他人的利益的关心越弱，而社会或集体成员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远，成员对组织的认同度会越低，相应的奉献精神会被削弱。随着彼此之间社会性偏好的降低，自愿合作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社会距离对自愿合作的直接影响。本文分析认为，社会距离对自愿合作的影响还存在以下两种渠道：(1)当参与者具有互利性的时候，许多囚徒困境会转变为协调博弈，但这种协调博弈一般存在多重均衡。要达到有效的互利均衡结果，协调参与者之间的合作预期是关键，而社会距离的扩大会降低均衡协调的效率；(2)社会距离会影响社会认可机制对社会规范的执行效率。社会规范是社会成员普遍认同、遵守的一种行为准则，是支持社会自愿合作的重要基础。它的形成与执行依赖于社会成员的自愿投入，主要执行机制包括长期关系中的声誉机制、个人身份认同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认可机制。其中，声誉机制的有效性依赖于成员关系的重复性与信息披露的完备性；个人的身份认同机制尽管不需要来自外界的监督或激励，但是当社会成员对一种规范的个人认同程度存在异质性时，该机制本身不能保障一种行为规范被普遍遵守。在前两者基础上衍生而成的社会认可机制则可能促使不认同或认同程度比较低的成员也遵守该规范，社会距离通过影响人们对社会认可的需求以及供给，促进社会规范的执行，进而促进社会成员的自愿合作。 　　本文将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在第二部分讨论社会距离对互利均衡结果的影响；第三部分从社会认可机制角度讨论社会距离对社会规范执行问题的影响，最后在第四部分简要总结全文并讨论政策含义。 　　 　　二、社会距离与互利博弈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