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公众利益表达困境及对策分析.doc

社会转型期公众利益表达困境及对策分析 　　 公众利益的充分表达乃至实现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也有利于巩固政党执政的民心基础和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公众利益表达诉求，但由于个别政府不作为、政策设计不合理以及现有体制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诉求依然不尽如人意，迫切需要对社会转型期公众利益表达的渠道和方式加以创新和完善。应通过提高认识，转变政府职能，搭建制度平台，培育扶持民间组织等途径加快自由、平等的利益表达渠道与机制的建立，以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一、社会转型期公众利益表达困境的表现 　　 1.利益表达失真。利益表达是政治过程的起点，只有当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通过一定的途径传达给政治决策中枢后，才能进行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等环节的政治活动。利益需求准确、全面、完整地传达给政治决策中枢对于利益主体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从现实的政治生活来看，公众进行利益表达通常是借助于一定的渠道来实现的，而不是直接向政治权力中心输送自己的政治需求。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要求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入，是政治过程的起点。要求输入政治系统后，是需要经过转换过程的，通过对要求进行加工和整理，作出决策，成为政治系统的政策输出，从而对社会作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一些制度初步建立，但“有名无实”的制度通道堵塞了利益表达的途径，人大、政协、居委会等渠道并没有完全发挥它传达民意的功能。一些基层行政官员在长期的压力型体制下形成了一种“报喜不报忧”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之下，公众的真实信息就不能及时、有效、全面地传送到决策中枢，影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 　　 2.利益表达非理性凸现。转型期公众的利益意识逐渐萌发，但传统社会的强大惯性力量依旧束缚着他们。一些新的利益表达制度初步建立，但贯彻落实力度不够。在经济地位低下、组织分散的情况下，一些公众更容易采取一些非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当一个社会中各种成分缺乏有组织的集团，或无法通过现存的有组织的集团充分代表自己的利益时，一个偶然的事件或一个领袖的出现都可能触发人们蓄积着的不满，并会以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方式突然爆发。”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采取与当权者直接对抗的形式，而是采取一些比较隐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如在国企改制时，罢工即是工人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方式，在废除农业税之前农民的集体抛荒则是农民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即斯科特笔下所描述的“弱者的武器”，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他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他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当然，这些“弱者的武器”伴随着冲突的加剧也会不断升级，如向集体游行示威、抗议、越级上访等形式演变，直至酿成一些群体性的事件发生。 　　 3.利益表达机会不均等。不同利益群体占有社会资源的差异造成了利益表达机会的不均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强势群体之所以强势在于其获得了其他群体无法比拟的社会资源，因而赢得了更多的利益表达空间，也掌握了影响公共政策的话语权。”中间阶层则由于构成的相对复杂性及其利益要求的差异，使其内部彼此之间缺少联系的纽带，因而也难以就共同利益达成共识，个体利益诉求的实现代替了组织化的利益表达，致使它无法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弱势群体则由于自身组织化程度低，自我维护能力弱，资源有限，缺乏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往往被边缘化。近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证明，“一旦正常的诉求渠道在一些地方不能得到认真落实，或者使公众对这样的方式失去信心的话，那么非正常的方式和渠道就会成为必然的选择，而这种带有暴力倾向的非制度性表达，将会影响中国民主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 　　 　　 二、社会转型期公众利益表达困境的原因 　　 1.传统理念与文化对自由表达的桎梏。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国家。“有关言论自由的保护相当落后。即使在今天，封建专制主义在表达自由方面的遗毒也还未完全肃清。”体现在政治文化层面，就是公民意识淡薄，存在严重的对政治权威的盲目崇拜和依赖盲从的政治心态，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人格和政治思想，只重视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由此忽略甚至抹杀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可以说民主理念、自由之精神还远没有形成。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在民主自由与群众利益诉求上进行了卓有成效而艰难的探索与培育，譬如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实行基层民主自治，建立信访制度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民主自由对于广大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