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方释义学浅读中国训诂学启示.docVIP

用西方释义学浅读中国训诂学启示 　　在进行语言学的研究过程中，既要借鉴学习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又要继承并发扬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的训诂学和西方的释义学的异同，浅析两者的学术命运。 　　自从西方释义学思想在上个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就陆续有人提出创建中国的释义学的问题[1]，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然而，释义学作为人类一种普遍的思想方式，在中国早已被一些学者创建，西方释义学是近十几年来才引起中国语言学术界的重视的。比方说有的思想在朱子的释义学中就表现得相当系统完备了，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从“述而不作”的孔夫子开始的。很多学者已开始运用西方释义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去研析中国本土的学科问题，如哲学、社会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等，出现了大量著作和研究文献。因此，我们迎接的挑战不是创建中国的释义学，而是如何恢复中国的释义学、如何发展它，将其从沉睡中唤醒，我们要对中国自己的训诂学有个清楚的定位和认识。 　　一、西方释义学 　　解释学，又称诠释学（hermeneutics），它的词根“hermes”源于古希腊语（#7953;ρμ#942;νευω)，其意为 “神之消息”，这是从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的名字而来，传说他是专门向人们传递诸神信息的信使。在柏拉图时期，诠释学和占卜学同属一类，人们已把如何使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研究看作一门学问。“释义学”早在人类蒙昧的远古时期就围绕着如何理解神话、占卜、寓言故事涵义的话题展开了。 　　关于解释学的最早研究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它有两个源头：古希腊的语言学传统和中世纪后期的圣经注释学。它产生于人的历史性局限所造成的理解困境，即理解者与理解对象处于不同的时代所必然产生的理解困难。古希腊悠久的语言学是从亚历山大时期学者们开始释义荷马史诗等诗作时就已形成的，欧洲的古典学者们就有注释古代文献的传统。 　　西方诠释学自亚里士多德起就从大量的文字和声韵的考订实践中提炼出语言规则，到文艺复兴后人们还使用这些规则并通过语言学家和注释家去理解古代文本的《圣经》。随着西方宗教教义的发展，《圣经》需要不断地被悉心翻译和理解，它不再是一般性的、通过语言的字面解析就可以理解的文献，而变身成了具有隐含意的“暗语”。语言背后的故事需要借助宗教体验来领悟，因此，《圣经》的释义就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抽象化的思辨领域了，于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了有关圣经等经文和律法条文解释的“古典注释学”和古代典籍的“文献学”。源于不同的历史体验和宗教体验，宗教的经典诠释面临着危机，人们为了不在迷茫中导致信仰的失落，于是发起了对罗马法典和基督《圣经》重新理解的运动，这在当时对释义学的发展是具有巨大推动意义的。到十八世纪时，出现了作为语文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它异于以往从语言学和文献学的角度来进行的诠释，这样就使得诠释学出现了一次理论化的质的飞跃，即从《圣经》解释学发展成为了广义的语文学解释学。“解释学”一词于1654年首次出现在J?丹豪塞（J?C?Dannhauser）发表的题为《圣经诠释学或圣经文献学解释方法》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有关如何正确理解文意内容的研究往往被称作“释义学”。 　　中世纪经院式的繁琐注经之风盛行，学者们沉湎于浩如烟海的注疏而忘记了《圣经》的文本，并且使得文本本身越来越晦涩难嚼，人们摒弃了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文文本。随着拉丁文文本被立为经典权威，《圣经》释义也被教条化、格式化，降解为完全服务于教会的教义条文，人们大多只能从“教义学”的角度来膜拜圣经的经典意象了。“文本”概念是利科尔诠释学的基础核心，他正是通过对此系统的阐述才完成了从“语义学”到“释义学”的质的飞跃。他将“释义学”定义为：是关于与文本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文本的话语的实现问题。“解释”对于“文本”是不可或缺的，它是一种能从文本中找出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意义的艺术，它要求把理解者置于被理解的“文本”真实语境中去，使理解主体进入历史，并且以自己的体验重新解释钦定历史。这三者应该是互为表里、互相交织融乳的。这样一来，导致了18世纪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的诠释研究不是从经典开始，而是从诠释开始，即将诠释本身视为研究的对象，古典诠释学由此而生。在他看来，诠释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语言学的研究，研究者以训诂文字、专研语法为取径，以求得对文本的理解，了解文本的内在含义；二是心理学的解释，即通过对文本的反复钻研，求得一种“贯通”，达到一种“神意”的体会，真正理解作者的原创性和个别性。所以，只有当时代的光辉照耀到文本上时，传统才可能被解读出价值。 　　二、中国训诂学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也叫汉文古籍释读术，是中国传统的“小学”的一个分支，释读汉文古籍均从词句入手，最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