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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镜头带给你玉树痛与希望―― 　　4月14日7:49，青海玉树发生里氏7.1级地震!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齐鲁晚报》迅速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先后派出5名记者赶赴灾区，全力投入救援与报道工作。 　　 　　与时间赛跑 　　 　　突发事件考验每一个记者的快速反应能力与组织采访能力。4月14日早8点，我得知青海玉树发生地震的消息后，第一反应是给报社领导打电话申请到灾区采访。报社迅速做出指示，我和一名文字记者立即奔赴灾区。 　　时间就是效率，我立即收拾行李、查询航班、了解当地天气和交通情况，并通过网络即时了解灾情。两小时后，我背着五六十斤的设备，和同事出发了。当时就一个念头：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灾区。晚6:00，飞机到达西安，由于等待前方调度，直到15日凌晨1:00，我们才搭上了去西宁飞机；3:00，一路颠沛的我们来到西宁机场。夜色凝重，寒风凛冽，西宁机场彻夜未眠，救援人员行色匆匆。 　　怎么赶赴灾区?前方是800公里崎岖山路。巧合的是，我们碰上山东来青海救灾的队伍。幸运的我搭上了这趟航班。 　　 　　传送第一张照片 　　 　　一路忐忑。脚尖刚触到玉树的大地，就见四处是等待被运送到西宁、兰州、成都等地的伤员。灾难的景象令人悲痛。 　　玉树海拔4000多米，机场里，援救队员们经过两天的奔波已疲惫不堪，几位媒体同行也有人出现高原反应。 　　我很焦急，没有休息，马上背上设备，在机场周围拍摄运送伤员的场面。为最快向报社发回第一现场的片子，刚一进城，我就主动要求下车，我一路走一路拍，一直走到晚上九点多。马不停蹄的奔波让我也有了高原反应的最初征兆：腿沉，呼吸困难。但记者的使命感让我举起发麻的手臂继续去拍摄，去记录。后来，当地人告诉我，生活在平原地区的记者到高原地区采访，最好逐渐提高海拔适应高原气候，最忌讳劳累。这为我五天后发生肺水肿埋下了隐患。 　　震后玉树通讯中断，如何及时发回稿件、保证发稿时效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我也带了无线网卡，但没法用，到晚上11:00，我费尽周折从玉树电信局给报社发回了照片。突发事件采访，应多做几手的准备，多带几种无线上网卡备用，有条件的最好带上卫星电话或卫星发射设备，这样最保险。 　　 　　通讯瘫痪，如何获取采访线索 　　 　　这一路，从机场到玉树，全国各地的同行都在往最有新闻价值的地方奔，相对于文字，图片报道更注重第一时间的现场。在灾区，新闻不能靠等。因此，必须把全部人力资源调动起来。我和其他媒体记者互通有无，了解最新的搜救情况。此外，采访此类灾难报道，与救援队保持联系也是一条绿色通道。 　　除了在现场抓拍一些新闻外，我把侧重点放在了对这一高原震区特点的拍摄上。震后最初几天，物资缺乏，很多藏族群众与当地的汉族及其他民族同胞一起挤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集中拍摄藏族同胞与其他民族同胞的休戚与共，在这一危难时刻更能让受众体验到“玉树”这一地理名词所包含的人性与温情。 　　 　　痛与希望的力量 　　 　　“痛”的感受有很多种，有些让你只想独自饮泣，而有些“痛”却让你为之一动，然后钻入你的心里。18日，在救援前线一名只有6岁的小女孩在废墟下被埋了四小时，身上重度烧伤。医生和救援人员为她换药时，那伤口流着脓，大片大片地焦掉。女孩撕心裂肺地疼哭，通红的小脸上痛苦挣扎着，泪痕斑斑。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个瞬间，因为，每个身为父母的人，看到这个孩子，都会感同身受地“疼”。我仅想通过这样的“痛”击穿我们心中那个柔软的地方，让更多的人来帮帮这个孩子，帮帮像她一样成千上万名的灾区儿童。 　　“痛，并期望着”。灾难降临后，新闻媒体的同行成千上万的报道，归结起来，我想大致是这两个方向：一是展示灾难，适当地通过媒体的多种表现手段来触动人们的感情，使更多的人关注灾难；二是传递希望与信心，毕竟，还有生者，生活还在继续。因此，我也把镜头对准了那些让人略感欣慰与希望的画面。 　　在一片倒塌的学校废墟上，两个小女孩从碎片中捡出书本，坐在瓦砾堆上翻看起来。那个画面让我顿感天地宁静，仿佛只有求知的渴望与眼神是这废墟上唯一有生命的东西。 　　在五天的拍摄中，充斥在我眼中和镜头里的，总是那些躲也躲不开的救援场面：幸存的生者，以及殒身于灾难中的逝者。 　　在那五天里，汶川地震中那张日本救援队向死者集体默哀的照片始终在我脑海中浮现。对往生的敬重，对生者的安抚，让我在灾难报道中更加肃然。此前在海地地震报道中，有的国际媒体一反汶川地震报道的含蓄与人本风格，将死者的遗体直白地展现在镜头前，这更放大了被灾难的突发性与破坏性给受众带来的伤痛感。我们的报道要向读者全面展示灾情，让人们关注这场灾难，但绝不能过分渲染悲痛。在拍摄那些被救出来却已没有生命迹象的遇难者，以及经过抢救无效死亡的遇难者时，我尽量选取一个细节，或是一只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