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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间金融诱致性制度变迁 　　内容摘要：中小企业融资难在我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并催生了民间金融的繁荣和发展。本文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民间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应该如何作为，以在制度供给方面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顺利实现提供条件。 　　关键词：民间金融 诱致性制度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均衡 　　 　　理论概述：诱致性制度变迁 　　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创立、变更、消亡等过程。按照诺斯的理论，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法律、政策等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另一种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拉坦和日本经济学家速水提出的，他们说，“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具体说，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如社会居民、企业组织等）为主体，自下而上的一种制度变迁类型。与之相对应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行为。 　　拉坦认为，制度变迁不仅是由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而且也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制度变迁需求是由要素与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制度变迁的供给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当现存的制度供给不适应制度需求时，就会出现制度非均衡，而制度变迁是对制度非均衡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由于现行制度安排和结构的收益小于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新的盈利机会。而这种制度变迁自然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此外，林毅夫还从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角度来解释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变迁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只要存在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成本， 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 　　我国学者李波结合新世纪的经济发展状况对诱致性制度变迁作了进一步研究。他在其《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探析》一文中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制度非均衡所引起的，实质就是追求盈利机会。由于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寻租活动是很难发生的，因此， 盈利机会的新增从根本上说源自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其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模型中，生产力是制度变迁的基础性变量，制度因素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内在变量，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社会生产力。本期的制度安排是由上一期的劳动、资本和制度所决定的，同时也必定取决于上期的生产力水平。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上一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引起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一般先从个别的制度安排开始并采取渐进形式， 因此，它是一种动态的渐进式变迁。 　　我国民间金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原因 　　我国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民间金融的产生恰恰是在单个行为主体为谋求在现存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即外在利润）而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所引发的。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计划经济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国内的民营中小企业得到迅猛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国家经济制度的改变，生产力的发展，为我国中小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中小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可以争取到的投资是有限的，主要是进行自筹融资；发展到初创阶段，企业发展需要新的资金，在初创阶段的中后期就必须有比较大的外源性融资，包括发行股票和债券，向银行贷款等。外源性融资还可细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而间接融资以向银行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则以股票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所占比例随着企业规模的缩小而降低。但是对于众多中小企业来说，直接融资的门槛仍旧比较高。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几乎为间接融资。而间接融资主要表现为企业向银行贷款。但是，由于我国民营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和我国的外部金融政治制度，导致银行不能满足我国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产生“融资缺口”，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金融抑制，另一个是银企的信息不对称。 　　我国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在当前的金融政策下存在很大的“融资缺口”，根本上说，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金融制度的协调发展。但我国现有金融制度已经不适合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抑制了当前我国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相对于国家银行而言，民营金融机构规模较小，机构简单，机制灵活，贷款手续简便，中间环节少，有地域性特征。于是民营金融机构相对国营金融来讲拥有更充分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来自于借贷双方具有相互了解的便利条件和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信息积累。从而民间金融相对有效地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在我国部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