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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时局转换枢纽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如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讲：西安事变是“国民党转变的关键”，“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阶段的开始”。 　　 　　出乎各方意料之外的“大事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要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从而使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为此中国共产党及时做出策略调整，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形成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因蒋介石还没有明确抗日表示，并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围剿”，所以中共中央的方针是“抗日反蒋”，而把统一战线的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和红军发生联系。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初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基础，开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此间，中共中央也和国民党进行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与你们密切合作。”8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会后公开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提出了“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 　　但是，蒋介石不为中共的团结抗日号召所动，仍主张军事“剿共”，尤其是“两广事变”解决后，他要求在西北担负主要“剿共”任务的张学良，积极进攻红军。张学良出于民族大义，屡次向蒋介石公开表明不愿意“剿共”，但蒋介石不为所动，他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进攻红军外，还亲赴西安督战。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不得不破釜沉舟实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同日，张、杨通电全国提出8项政治主张，即：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它来得很突然，事前根本不可能做相应准备，党必须根据复杂的政治局势，迅速做出果断处置，这对共产党而言是极大的考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以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为代表的一派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13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同日，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做了军事部署，派大批飞机轮番轰炸西安邻近的地区，毁房无数，炸死军民数以百计。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为亲日派控制。苏联则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乱象，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西安事变亮出自己的鲜明立场。因西安事变事发突然，许多情况不明晰，所以党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有一个认识过程，和平解决的决策是在综览各方情况后慎重做出的。 　　事变发生的当日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已将蒋及陈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