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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理念转变 　　【摘要】不管是英美式的当事人主义诉讼，还是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从第一部法律颁布实施的那天起，各国的诉讼理念都在不停的发生着转变，而每一次转变都预示着一种进步。逐步实现了从人性摧残到人格再造的近现代转型。本篇文章借助对各国司法实践中逐步流行的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来表现这种诉讼理念的转变即由刚性逐步迈向柔性，走向和谐。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辩诉交易；刑事和解；结语 　　在人类的权利救济发展史中，权利救济历史是从自力救济到公力救济与自力救济的并存，直至公力救济对自力救济的排斥，当人们发现公力救济无法满足其个人和社会的理想预期时，人们又开始将目光转向自力救济。但是这种“轮回”绝不是简单的“回到原点”，而是一种螺旋上升的发展态势。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社会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转换。社会不断的向前迈进，人们也总是在随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现实中对自己的生存及生活方式(包括解决冲突的方式)依据自身的需要作出相应的选择。随着此种理念的转变，对刑事诉讼具有价值引导作用的刑事实体法和刑事政策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而由此改变所引发的则是诉讼终结方式的转变，作为对此种理念的回应，一种更为积极的司法制度应运而生，这就是恢复性司法。恢复性司法在实质上是一种刑罚理念的嬗变，但他同时带来了刑事诉讼程序中对协商、对话以及消除冲突和对立的更充分关注、更多样化、更人性化。在实体层面，恢复性司法可以说是在延展轻型化人道精神的同时，又体现出对被害人权益给与重视，对社会所受损害予以恢复的更为全面的人为关怀。他将矫正和补偿作为刑事司法共同的实体追求，并使两者相辅相成。随着恢复性司法而来的就是多样的诉讼解决方式的出现，在刑事方面包括刑事和解、刑事调解、辩诉交易或司法协商等。这在以传统的刑事法律理念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期，是无法想象的，是绝对的离经叛道之说。“刑罚”、“强制力”是传统刑事司法的基本理念，整个刑事司法程序中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任何犯罪活动不仅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侵犯，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次序的违反，特别是在以国家利益至上的中国，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被灌输的永远是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要牺牲个人利益保全国家利益，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被害人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其即使被赋予了当事人的地位，但顶多扮演的是一个证人的角色，他们对案件的审理过程不享有选择权，既不能要求法律对犯罪者严加惩处，也不能要求法律对犯罪者予以宽恕。正如德国学者尼尔斯?克里斯蒂所说，正式的刑事诉讼“偷走”了双方当事人即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冲突，使得冲突隐而不显，侵蚀掉被害人的个性，阻止了罪犯与被害人之间的个人冲突。在很多案件中，由于刑事控告给被害人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致使被害人不愿意与警察发生联系。而相比之下，以国家利益为代表的检察机关与法院则承担了一切，并以追求案件真实为基本目标，以证据运用为基本手段，为了能够查清案件的真实情况，公检机关用尽了方法，包括合法的，也包括不合法的。甚至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去调查取证，为的就是查明真相，当然查清案件的真实情况本无可厚非，是公检法机关的职责所在，但是伴随着刑事案件数量的日益增多，对于每一个案件都做到面面俱到的查明真相的话，伴随而来的就会是刑讯逼供，刑事案件的大量积压，公检法机关工作压力的加大，诉讼效率的降低，更为严重的是加重了社会关系的不和谐，特别是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就如马静华在《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以及我国的制度构想中》所说“单纯对犯罪的惩治本身也是在实现正义，但却是用破坏性手段损害犯罪者的权益从而实现其与被犯罪损害的利益的平衡，这种正义的实现是建立在“一损俱损”基础之上的。这样，加害人、被害人与社会只在同等的利益减损的状态下获得了一种关系的平衡，这种平衡，只是一种量的平衡，而不是一种质的平衡，是事实的平衡，而不是价值的平衡。”我非常赞同马老师的观点，刑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惩罚犯罪者吗?还是意图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改造犯罪者，让其重新回归社会，如果这是最终目的的话，那么对于有些案件，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能够比单纯的刑罚做的更好。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使犯罪人与被害者直接商谈，协商解决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犯罪人所迫害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最终为犯罪者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而创造条件。作为舶来品各国对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的运用都非常的小心与谨慎，同时也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种种挑战与质疑。如辩诉交易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便充满着争议。在众多的反对意见中，他们有着充分的理由：一是辩诉交易从根本上背离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是以被告人有罪为前提进行的，二是背离了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的价值目标，掩盖了案件的事实真相，公众最后看到的诉讼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