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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高校引进人才并安排其家属工作合法性及建议 　　目前,高校出现了“人才引进”热。某些院校为加强师资队伍的学科建设,或申报学位点、更名升格、教学评估等,不惜提出各种诱人的“条件”在短时期内大量“广揽”高职称、高学历的所谓人才,有的甚至“抛出”超常规的措施,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综观我国各个高校人才引进的办法,几乎每个高校都为引进人才提供优越的涉过待遇,突出表现在为引进的人才提供安家费、住房津贴(或者住房)、科研经费、岗位津贴、安排助手、配备工作车等。为了吸引人才使其安心工作,某些高校甚至还提供配偶及子女的就业安排,稳定人才的后方。例如,《中国矿业大学关于加强人才引进工作的意见》(江苏徐州)①中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招聘启事中规定:“发给120万元住房补贴,可租住(购买)学校的别墅一套;根据科研需要,提供科研平台建设经费不低于800万元,组建团队或研究所并安排助手2-3名;配备工作用车;配偶或子女可调入学校安排工作。”对高层次人才如学科带头人,教授等,“其配偶可调入学校安排工作;协助解决子女入学、入托等问题。”在国外,情况略有不同。国外高校基本是以高薪来吸引人才的。学校几乎不对其家属和子女的就业作出安排。事实上,安排配偶及子女在校工作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有违法的嫌疑,并连带诸多弊端,不利于高校的长远发展。 　　 　　一、高校引进人才安排配偶子女工作的弊端 　　 　　(一)高校引进人才安排配偶子女工作违反了《劳动法》 　　我国《宪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高校安排配偶子女工作,实际上是剥夺了其他竞聘者或劳动者的“平等就业”的权利和机会,违反了《宪法》和《劳动法》。高校引进的对象是“人才”,而不是“人才的家属”。高校属于参公(参考公务员制度执行)的事业单位,理应执行“凡进必考”的原则,在对“人才”进行严格遴选时,对“家属”也应进行相应的考试程序执行。 　　 　　(二)高校引进人才安排配偶子女工作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引起社会风气败坏 　　要求解决配偶或子女的做法是我国上世纪60年代的做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竞争、公平、公正、合理的理念深入人心,“工作”成为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这种做法是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相违背的,必定受到更多人的指责和愤慨,会增加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当这种“心理失衡”达到一定限度,就可能爆发动乱。贵州省瓮安县“6.28”打砸抢烧事件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高校是学术圣洁之地,也是思想前瞻的实践之地,在倡导民主、公平、自由为主题的社会,我们更需要在高校实践,不然将导致其他单位和人员的效仿,或成为他人“以权谋私”的“挡箭牌”,“权力寻租”的始作俑者。同时,这种现象折射出的“学的好不如生的好”、“干的好不如嫁的好”等不良观念,引起社会风气败坏。特别是作为“公平、公正、公开”的倡导者的高校理应范先做出榜样,而这样公开的“纳贤”方式,着实令人“慨而叹之”。 　　 　　(三)高校引进人才安排配偶子女工作违背了学校的科学发展 　　高校引进人才安排配偶子女工作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弊端: 　　第一,这种做法与“减员增效”的高校改革原则相违背。因为随着引进人才数量的增多,家属的人数以2:1,甚至3:1的速度在增长,加重了高校的负担,与高校改革“减员增效”的原则相违背,与人事制度改革“按岗聘用”制度相背离,人员冗杂相反影响办事效率。这种“饮鸩止渴”、“杀鸡取卵”的做法,正如一颗颗毒瘤一样在高校人事制度上蔓延。 　　第二,违背了安置所属单位的意愿,不利于单位的发展。而相对大学教育而言,许多家属水平并不高,学校能否腾出这么多的岗位安置家属?学校在安排家属工作时,一般都是“突发式的”硬性规定,事先没有充分征求所属单位的意见。单位很为难,不安排就拒绝了“上面”的决定,不利于单位以后与“上面”的关系,若强行分派则与本单位的发展相背,也为单位的带来不少压力,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成为一颗随时爆炸的“定时炸弹”。 　　第三,违背了科学管理原则,不利于学校的内部管理。随着家属的附带引进,学校成了“夫妻店”或“家族集团”,这些非正式群体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也是不可估量的。学校管理难以实现科学化和民主化,因为人人都有通“天”的本领,在人事制度改革大兴之际,当涉及到个人利益时,“人才”的“功劳”将会成为配偶子女的重要砝码,用人单位在公平竞聘的同时,予以“优先”考虑因素,自然将涉及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