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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乡村治理中去乡土化面向 　　[摘 要]乡村治理应该重视其赖以成长的微观基础。当前乡村治理中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去乡土化”面向。乡镇缩编在精简的同时却减掉了熟悉乡情的人和机构，乡镇干部垂直流动引致脱离乡情的“漫游式”发展，乡镇干部作息两地化致使乡村在“走读”中被治理，有热情但缺乏乡土气息的乡镇新人难融乡村治理实践，成为潜在影响乡村治理乡土化因素的重要面向。如果忽视对这种面向的关注和调处，将会从深层次影响乡村治理之绩效的提升。 　　[关键词]乡镇机构；乡村治理；乡土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2-0048-04?オ? 　　乡村治理一直是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热切关注的重点议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如何从宏观的体制层面进行改革进而为乡村治理提供充足空间予以了积极探讨。应该说这触及了乡村治理的一大关键问题，其启发意义不容忽视。但是，在关注其宏大的背景条件之时，人们似乎忘记了乡村治理也应该重视其赖以成长的微观基础；否则，脱离乡土社会基础的治理只会开花难以结果。 　　乡村治理离不开乡土，需植根于乡土、作用于乡土、服务于乡土。然而，当前乡村治理中不自觉地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去乡土化”面向。这种“去乡土化”面向弥散于乡镇改革、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等实践中。如果忽视对这种面向的关注和调处，将会从深层次影响乡村治理之绩效的提升。 　　一、乡镇缩编在精简的同时却减掉了熟悉乡情的人和机构 　　 　　新世纪以来，中央在部署农村综合改革时一直强调要全面推动乡镇机构改革。但是，中央的这项政策却在基层被狭隘地理解为“精简机构人员”，而转变政府职能，坚持政企分开，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等重要方面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减轻农民负担、缓和乡村关系为直接指向的取消农业税政策，在实现其积极的直接目标的同时也对乡镇财政带来了直接冲击，一些资源短缺的乡镇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财政收入明显减少、资金缺口更大，不少“吃饭财政”的乡镇面临保生存和促发展的双重困境。为此，不少地方便借农村综合改革之外衣，大幅度裁减乡镇机构及人员。据统计，2007年与2004年相比，全国乡镇行政编制精简4.3％，实有人员精简10.3％；事业编制精简20.4％，实有人员精简28.5％。 　　基于财政压力和服务职能提升的考虑，减人减机构的改革本无可厚非。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精简的大多是服务职能强、与农民联系紧密但收费能力弱的部门，而服务职能弱、与农民联系很松但收费能力强的部门却会得到保护，原来熟悉乡情的人也因年龄缘故被提前劝退而“告老还乡”。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什么呢？ 　　一方面，税改以后乡村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做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按常理，乡镇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当然供给主体，但随着机构精简，很多原本承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构随之撤销，农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根本难以得到满足。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应的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因之不断涌现。根据笔者的调查，在双减以后，农民有超过80%的愿望根本无法得到有效满足，乡镇政府的工作有90%不为农民所欢迎，有70%的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精简以后的机构及其人员难以摸清农民所思所需所求。乡村治理还有一个重点问题是尽可能地让乡镇充当农民与县级政权的连接点，以此将问题控制在最基层，将矛盾控制在萌芽状态，但这个美好初衷也在精简中走向失望。过去收钱收粮成为乡镇干部与农民接触的主要对接点，现在不收税了，乡镇干部没拿农民的也就不求农民了，对于农民的事情乡镇干部也缺乏充足的动力去帮助解决。农民在乡镇难以寻找到合适的诉求表达渠道，就只有将要求带到其上一级政府，对于信访体系而言，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减压而是加压，实非好事。 　　另一方面，虽然在诸多现代因素的裹挟下，乡村社会不再是传统的熟人社会，但其乡土特质的熟人特性依旧存在，并成为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生于斯、长于斯、熟悉乡情的乡镇干部，充当着这个“半熟人社会”的连接纽带：既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来协调解决司法途径难以处理的乡村问题（这即是曾经的“送法下乡”活动遭遇困境的重要启示），还可以帮助国家宣传政策。但现在随着大批熟悉乡情的乡镇干部的离去，这些依附于其身上的潜在价值也逐渐被剥离开来。诸多问题也因此日益显现：有了纠纷，农民在无法承担昂贵的司法费用的情况下因难以寻找到合适的中间人而只好淤积心中；有了政策上的疑惑也不可能经常到乡镇政府去咨询而只好半懂不懂地去猜测、去意会。 　　减人减机构的“双减改革”，带来的最大后果是农民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熟悉乡情、熟悉农民的人离开了，留下的大多是对乡村情况不熟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