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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合宪性意义 　　 在宪政时代，“合宪性”成为政制生活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据宪法对立法、行政、政党行为及国家政治运作中其他特定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始创于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马伯里诉麦迪逊判例，在1920年奥地利的立宪中得到发展，二战后众多国家通过宪政改革纷纷采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达到高峰。伴随于宪政的发展，合宪性审查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宪政实践机制[1]，已为百余个国家所采纳，成为“宪政制度最显著的特征”[2]，并不断彰显其深刻的时代意义。而今，合宪性审查制度走过两个世纪的历程，其间所展示的发展态势及蕴含的历史规律，对于我们领会“合宪性”在宪政建设中的意义是有益的。 　　 　　 一、世界性发展及渐进过程 　　 　　 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实践自19世纪初生成之后，便不仅在美国，而且逐渐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发展。一方面，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空前扩展，美国的制度模式（司法审查模式）为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丹麦、瑞典、印度、智利、洪都拉斯、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60多个国家所采制；另一方面，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摩尔多瓦、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南斯拉夫、斯洛伐克、捷克、韩国、泰国等纷纷创制奥地利的制度模式（宪法法院审查模式），合宪性审查的历史走出跨越性的一步。如今，越来越多国家通过宪政改革创建这一制度，“合宪性”作为一项基本的宪政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我国近年来对合宪性审查的强烈呼声同样回应了这一世界趋势。 　　 然而，这一世界性趋势并非一蹴而就，长达两个世纪的历史昭示着一项宪政制度的生成、实践与成熟所需要的渐进性――这一过程遵循了事物发展“曲折而前进”的一般进路。就以美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为例，伴随显著的公共认同与域外影响，它成为当今世界的典范，然而，在美国，合宪性审查首先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过程，该制度世界性发展的诸多品性在这一过程得到展示。 　　 首先，它是一部宪政思想史，在思想碰撞中发展。在美国，制宪会议期间便围绕这一制度的确立与否展开过激烈论争，因意见分歧较大而未能在宪法中予以创制。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论证堪称经典：“无疑，所有那些设计成文宪法的人们都将其设想为形成民族的基本与首要的法律。因而，所有这类政府的理论一定是，一项与宪法相抵触的立法法律是无效的，这项理论在本质上和成文宪法相联系，因而被考虑为我们社会的基本原则。”[3]然而，合宪性审查的思想共识并未就此形成，马歇尔的意见遭到以吉布森大法官为典型的诸多诘难[4]。尽管如此，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历程并没有因此停滞，合宪性逐渐成为包括美国在内多数国家宪政生活中的重要理念。时至今日，在美国，合宪性审查被视为司法部门在政府体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基础；在世界范围，合宪性原则最终得到普遍认同，合宪性审查制度被作为宪政制度的一部分加以继承，而且至今也没有任何东西驱动人们去拒绝它。 　　 其次，它也是一部宪法判例史，在实践探索中发展。在美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正是通过一系列宪法判例逐渐完成的：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判例确立联邦最高法院宣告国会立法违宪的横向审查权，维护了权力分立制衡与法治主义的宪政精神；1810年弗莱切尔诉派克判例确立对州立法违宪的纵向审查权，1816年马丁诉亨特的承租人判例进一步确立关于各州立法违宪问题上的统一审查制度，以此维护了联邦主义和法制统一的宪政精神。在世界范围，诸如日本最高法院1966年积极维护合宪性的全国邮电工会东京中邮判例、法国宪法委员会1971年保障人权的结社自由判例等。显然，如果没有合宪性审查的世界性实践，“合宪性”也难以成为今日人们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则。 　　 　　 二、专门化发展及权威品格 　　 　　 伴随世界性发展，合宪性审查呈现另一种态势，即制度的专门化发展。1920年奥地利创设了由专门的宪法法院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模式，这一模式在二战后的欧洲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亚洲得到迅猛发展。宪法法院审查模式的出现与普及，使得合宪性审查成为宪政体系中具有系统性、独立性的一项制度。同时，在采制司法审查模式的国家，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专门化发展同样得到体现，从美国之后几乎所有国家是通过宪政改革将合宪性审查加以制度化并确立该制度的专门性。到了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已形成普遍共识：合宪性审查成为宪政国家不可缺少的制度，它的作用和意义越来越变得不可替代。 　　 合宪性审查的权威品格在这一过程不断获得提升。无论在采制宪法法院审查模式的国家，还是采制司法审查模式的国家，合宪性审查权威的集中化倾向都相当明显。例如，在法国，宪法委员会对议会两院的规章在施行之前行使具有决定意义的合宪性审查权；在日本，基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