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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团泊洼秋天 　　刘小珊:汉族,1931年生于东北长春,祖籍福建闽候。1948年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在部队从事文艺报刊编辑工作。1955年转业后调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社任小说组编辑,文化大革命后调作协文学讲习所(今鲁迅文学院前身)负责组织学员的创作辅导,后担任鲁迅文学院教研室副主任。 　　 　　题头诗:“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一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团?白洼的秋天》) 　　 　　一 　　 　　一九七六年十月里的一天,我把劫后余生的诗歌《团泊洼的秋天》交给冯牧同志,他站在黄土岗46号住家的房前,展开信纸,仅读了数行,就转身进屋,惊喜地问:“这是从哪里来的?诗写得真好!”之后,这首诗很快就在《诗刊》上发表了,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文艺晚会上由煤矿文工团的演员瞿弦和朗诵了,这首诗终于从埋着它的坝子下站了起来,高声向世人宣布:诗人郭小川的歌声终于又响起来了! 　　你我都会记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四人帮”这个无边无际的牢笼被粉碎,千万个中华民族的文艺精英从扭曲人性的历史隧道中挣扎出来,那种重获新生命后的喜悦,使多少人不相信“这不是梦”!他(她)们互相转告,互相倾诉,互相拥抱,彻夜难眠…… 　　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别离?在这旷世稀有的历史时刻,郭小川走了,孤独地永远地走了!在历尽坎坷苦苦挣扎十年之后,他本当和我们一起共享这胜利后的巨大幸福,他本当和我们共度这泪珠滚动着笑声的美好时光,他备受折磨的身心还没有得到解放和抚慰啊,这炽热的燃烧着的诗魂何以安息?而支持和保护过他的亲人和朋友们的悔恨难平! 　　 　　二 　　 　　一九七五年,我们这一群被“四人帮”丢弃在“五七”大路上的难民,由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迁徙到天津静海团泊洼。这是一块濒临独流减河的盐碱洼地,在地图上还见不到它的名字,也许它就是良王庄,也许就叫独流,但是它却被深深铭刻在文艺界的前辈们的心上。这是一块酸甜苦辣尽在其中的地方,右边有劳改农场,左边是右派农场,我们被夹在中间。那时,小川同志被江青设立的专案组隔离审查,已有两年多没有回家(不允许他),就长年住在团泊洼养鸽子的平房里,而我们则是分期分批轮流到那里“值班”。 　　一九七五年的八月是我在团泊洼“值班”的日子,同去的有张光年、许翰如、李昌荣、王朝垠、汤浩、胡淑、曹琳和雷奔夫妇,我们和小川同志朝夕相处。那时他比较自由,没有派人看管他,也没有逼他天天写检查交待,他可以自己想干什么就干点什么。除了杜惠同志每个月来帮他打扫房间、清理内务时他显得有些紧张外,平时倒活得挺自在。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他和朱平康、钟灵等同志在昏黄的电灯下,在蚊子的包围中打桥牌的身影,直至深夜两三点,早晨则可以晚些起床。那时他正热衷于研读《红楼梦》,还领导我们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晚饭后,他自告奋勇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课,活得很自信。因为正值暑假,每天上午他还带着同来干校的一帮半大孩子们到独流减河去畅游一个小时。 　　晚饭后,是散步的时间,有时我和他一起在独流减河的大堤上漫步,谈创作,讲《红楼梦》,间话兵乓球小将们的趣闻轶事。这时候,我们谈论涉及的范围就比较广,都很坦诚,但是触及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双方都比较谨慎。 　　八月里的一天,干校连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整个连队弥漫着一种狂喜,小川同志在这种气氛之下,有了一种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他渴望拿起笔来写诗,由于写诗他遭到的迫害与打击,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但是他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始终如一的要成为一名革命诗人的自我意识。那时,他明白地告诉我,他要准备写诗了!于是我要求他写一首战斗的诗歌送给我,他慨然允诺。 　　在这种风起云涌的政治气候下,同志间的相互信任相互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而人与人之间友情也更易形成。九月初,一个月的干校劳动结束,我回到北京,和小川同志常有书信来往。九月间,他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点意见,他把意见书同时抄一份寄给我。之后不久,他又来信对作家的社会责任作了系统的思考和阐述。这是一篇充满激情,富有思想,并客观冷静逻辑清晰的好文章,也是他对自己一生创作道路的总结。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十分感人。这时,我也被这种政治上的春的气息所感染,激情涌动。我在回信中写道:“我最喜欢北京的秋天,它不仅有着洁净的高高的蓝天,而且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喜悦,唯其接近严冬,因此更富有生命力,但不知团泊洼的秋天怎样?”小川同志马上理解了我心中的隐喻,回信说,我的信给他送去一首诗的主题。九月底,他寄给我这首《团泊洼的秋天》的诗信,没有其它多余的话,只是在诗尾注明:初稿的初稿,还需要作多次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 　　十月初,他被中央专案组宣布解放,结论没有留任何尾巴。他非常高兴,很快就回到北京,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