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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最后农业社 　　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将近30年，但是，这个拥有1300多人的村子却顶住压力，一直将集体生产坚持了下来。他们为什么没有包产到户?坚持集体经济模式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在新一轮农村改革即将启动之时，这个已显危机苗头的“农业社”能否绝处逢生? 　　 　　在关中西部的户县境内，后寨村与周围的村子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漂亮的楼房，寥落的人影，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映衬着这个小村庄的宁静和悠闲。 　　不过，村子一面墙上书写的“集体经营，走共同富裕道路”几个红色大字，似平又告诉着过往的人们：这个村子不寻常! 　　后寨村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村庄。过去30年，这里一直保留着“打铃上工，一起下地”，“劳动记工，年底分红”的模式。 　　“我们后寨一直没有变，还是农业社!”梁凤仪老人已经80岁，当年参加过志愿军，如今是后寨村老年协会的负责人。和村里其他70岁以上的老头们一样，他每月可以拿到村里发放的120元的养老金，而村上65岁以上的妇女能拿到80元。 　　后寨村是一个谜。 　　 　　拒绝分田 　　 　　张志武最近心里很烦。在前不久的换届选举中，他这个已经干了多年村支书的人却落选了。 　　“会计调钱给村长，村长在外耍钱，欠下债跑了。”村民告诉记者。村上的账也因此被余下镇检察院的人封了。张志武就是受这起经济案件的牵累而落选的。村上的几个老人找到镇上去，很想为老书记“讨回清白”。 　　从1976年至今，张志武先后担任后寨村的大队长和支部书记。如今，自己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形象在村民心中动摇了，张志武心里很难过。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今年已经61岁的张志武几次提高嗓门，显示出这位个性书记的“脾气”。说起30年前拒绝分田的事儿，张志武小心地拒谈“个人的想法”，而是强调集体的意志。“你个人再坚持是不行的，群众开会不愿意分，你就是给人家硬分，人家也不要。这就不是个人坚持的事儿。”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当周围村庄的村民都在为分到承包地喜气洋洋时，后寨村却没有动静。 　　张志武很快被叫到了公社。“我在公社被关了三天三夜，不让我走。我就跟公社领导说，放我回去，我给社员再做工作!” 　　张志武回到村上，再次召开社员大会。这次，他让每个村民都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纸上。条子收了上来。张志武一看，全村364户，只有9户愿意分地。他把条子带到镇上，让领导看。当时正值领导换届，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比较开明，说：“既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分，那你们就试试看!” 　　其实，后寨村人不愿分地是有原因的。 　　自从张志武1976年当上大队长以后，后寨村就办了一个纺纱厂。这是后寨村第一家集体企业，投产后效益非常好，让村民尝到了甜头。接下来，他们还在酝酿办其他的厂子。“这地一分，厂子肯定要承包出去，集体的厂子被分了，咱有啥好处?”村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疑虑，坚决反对划地到户。 　　因为“带头”拒绝“包产到户”，张志武受到了“惩罚”――公社连续3年没给他发每月20元的工资。一直到1984年春，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副主任到后寨村调研后说：“国家政策也是摸石头过河，群众不愿意分，只要能富裕就可以，这是不同形式的责任制。”跟随调研的县领导听了这话，才让公社给张志武补发了工资。 　　 　　以企兴村 　　 　　“我对张志武的印象非常深刻。”现任西安市水利局副局长的原户县县委副书记刘博对张志武有很高的评价，“他这个人当村领导几十年，要他请乡干部吃一顿饭是很难的。他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干起来的。” 　　1976年，刚刚当上村长的张志武就干了一件大事――给村上盖戏楼。当时木材很便宜，张志武领着社员到河滩捡石头，一点一点往上垒，然后再用砖砌，花很少钱就将戏楼盖了起来。 　　接着，张志武看其他村子拿棉花换线来挣加工费，就借了200块钱，背着馍到江苏、上海去买纺纱机。机器买回来以后，不会安装，最后还是请来咸阳国棉七厂几个工人才装好。 　　“这个纺纱厂一下子让村子好了起来。”梁凤仪老人回忆说：“原来其他村一个劳动日七八毛钱的时候，我们村是一块多钱。第二年，别的村子一个劳动日是一块钱，我们村子已经达到五块了。那时候五块钱能顶现在五十!” 　　纺纱厂挣钱后，后寨村又办起了面粉厂和淀粉厂。1984年，张志武考察玻璃市场好，经过村集体讨论，决定办一个玻璃厂。村里的老人还记得，当时厂里每天是“三个15吨”：用15吨玻璃渣烧15吨煤，出15吨玻璃。第一个玻璃厂投资100多万元，第三年就收回了投资。此后，后寨村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从1989年到1993年，后寨村又先后建成两个玻璃厂，效益都很好。后来的“大手笔”，是建了个发电厂，1100多万元的投资，全是村里自己的积累，没有贷一分钱。但好景不长，由于国家限制发展小火力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