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港生子新富人群生育账本.docVIP

赴港生子新富人群生育账本 　　为什么去香港 　　对于早已预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低税收的香港，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鼓励每个香港家庭生育3个子女。学者涂肇庆的统计结论是，香港是世界上生育率水平最低的超低生育率地区之一，政府应该着手更有效地实施“有偿养育计划”。这样的生育现状导致的生育政策，正好迎合了内地新富人群的新的生育需要。 　　内地赴港产子的父母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地域优势深圳、珠海等地的普通收入家庭，另一种则是北京、上海、浙江等内地一线城市的中产甚至新富家庭。这两者之间的数字比例虽然没有详细统计，但前者发展到现在，每日过关念书的学童数字，这些大多是家住近港地区的孩子，约占全部内地港籍儿童的1/10。两者所呈现出的态势也完全不一样。前者更倾向于让孩子从小就近接受便利的教育等资源，后者则几乎对香港资源没有兴趣，纯粹是为了利用政策优势，购买一项服务。“香港虽然就业率很高，收入却和内地差不多，1.2万港币的大学毕业起薪，对于我和我的孩子没有意义。”陈成说。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以来，“60后”至“70后”这一生育人口主体以及有一部分人获得了比较好的物质条件，对于这样的家庭，从家庭结构到经济考虑到生育目标，都已经做出了调整。他们的生育时间恰好符合了香港的人口低潮，更重要的是各项法律都给这一倾向提供了便利。“我们过去去香港买一个包几万元，现在呢，香港的日常生活用品比深圳便宜，有去买奶粉买酱油的。”陈成作为深圳人可以多次往返香港，他表示，“我的时间都用在生意上了。没时间去抢占他们的资源。” 　　1997年的《基本法》制定初衷，本来是给那些在“97”之前移民国外的港人，开一个回归香港的通道。《基本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条，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其中一条定义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但这个条款真正应用到具体的个人身上，要追溯到2001年“庄丰源案”的诉讼。庄丰源的祖父是香港本地居民，父母则是汕尾人，1997年9月夫妻俩来香港生下孩子后回到汕尾，庄祖孙二人共同居住。法院和政府各执己见，法院认为按照《基本法》对香港居民的定义庄应有永久居留权，而政府认为，其中有各种违反《入境条例》的事项，最终，香港终审法院判庄丰源有居港权。 　　在这场大战中，香港各方政治力量都加入进来，而本来对《基本法》拥有释法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只是在终审判决已出之后，发了一份“表示关注”的简短声明，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表态。庄丰源案后，实施判例法的香港有了为生产于香港本地的儿童的判例依据，而更重要的是“自由行”的开放，给邻近的深圳、珠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开设了方便之门。成本降低导致第一批产妇潮诞生。 　　几经演变的香港政策 　　2004年内地房地产等各行业的增速开始提高，去香港产子的费用相对也有所提高。2005年香港医院管理局推出了“非符合资格人士香港生孩子费用”，有针对性地将赴港产子费用调至2万港元套餐，规定入院须缴付按金，私立医院的收费也加了价。这样的价格调控不仅没有阻挡内地产妇的脚步，反而被内地父母视作香港各方对于“非资格人士”从默认走向了公开允许。赴港产子人数有了比较细化的统计，2008年有2.5万名孕妇赴港产子，2011年的数字达到4.4万名左右，而香港每年预估的新生儿数量在3万～5万，2011年赴港孕妇和本港孕妇人数基本持平。 　　香港政府为了控制孕妇数量做出过一些政策调整。2007年，出台了非香港孕妇赴港在公立医院生子的中央预约制度等一系列新政，非香港孕妇须持香港注册医生介绍信到公立医院预约并交费才能取得“预约纸”，以便日后入境。“非符合资格人士产科套餐服务收费”增至3.9万港元（经预约入院）和4.8万港元（未经预约入院）。这样的价格调控依然被内地解读为“合法化”依据，而与此同时，内地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价格杠杆显然失去了力量。 　　2009年10月8日，香港医管局发出“限制令”宣布，因港妇生育高峰为年底，10月9日至12月底，香港公立医院取消内地孕妇分娩床位预约服务。这样的做法反而给私立医院创造了更多机会，香港的产科医生专业诊所很多，私立医院不受名额的限制，香港产妇因为费用也比较少去，这样内地产妇去香港产子的费用增加到10万元甚至20万元，利益让很多私立医院和内地中介有了协议，使港产儿变成一条行业链，内地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介机构。不过两个月时间，第一轮“限制令”就解封了，2010年元旦，香港医管局表示欢迎内地妈妈来香港生孩子。 　　然而这个行业蕴含的利润和商机，使赴港产子出现了更复杂的情况。2009年以后，“冲关”变成一个频频出现的词，内地孕妇已经接近临盆，过关到香港后，利用香港政府人道主义的一系列做法，让新生儿落地香港。被判刑入狱的中介就是带领这样一个产妇，入关时香港入境处叫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