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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专业作家生存环境与发展平台 　　近年来各国作家的培养机制不断完善，在新人作家的推出和专业作家的培养方面，无论是从“程序”还是“内容”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韩国文坛也不例外。尽管文学危机论不断，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韩国文坛机制得到不断发展，韩国作家步入文坛的方式趋向多样化和正规化，文坛活动也日益活跃。而进入文坛后的新人作家在成长为专业作家的过程中，相对应的文坛机制和发展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已步入文坛的新人作家都可以顺利发展成为专业作家。在韩国文坛，文学发展的资源相对集中于少数作家，其他则默默无闻，难以靠文学谋生，甚至不得不退出文坛，两极化现象较为严重。只有受到文坛青睐的作家才能够在短期内一举成名，包揽各项文学奖，顺利在文坛立足，赢得读者群，成为专业作家。如韩国新锐作家朴玟奎，2003年以长篇小说《地球英雄传说》获得“文学村新人作家奖”，从而步入文坛。同年发表了长篇小说《三美超级明星队最后的球迷俱乐部》，获得第8届“韩民族文学奖”，2005年以短篇小说集《长崎蛋糕》获得第23届“申东晔创作奖”，2007年以作品《浊流孤舟》获得第8届“李孝石文学奖”，2010年又以《晨曦之门》获得第34届“李箱文学奖”。凭借这些奖项，朴玟奎赢得文坛内外的声誉和青睐，在短短几年内稳步迈入专业作家的行列，成为新世纪韩国文坛最具创作力和人气的年轻作家。 　　朴玟奎的文坛发展之路无疑是一帆风顺的，然而更多的新人作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成为专业作家前，还要历经重重考验，对他们来说，首要的是能够在文艺刊物上稳定地发表作品，一方面保障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储备文学力量，以图继续发展。 　　文艺期刊：基本平台 　　步入文坛之后，新人作家的收入来源一般完全依赖于在文艺杂志上发表作品，因而韩国文坛几乎完全被文艺月刊或季刊所左右。在诗歌创作方面，很少有专职作家，一则由于所需投入的精力较少，二则仅靠诗歌作品的发表和出版难以维持生计，因而几乎所有诗人都身兼他职。至于小说体裁，出于杂志需要，新人作家一般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而且作家在没有打响名声之前就出版长篇小说风险很大，不如精耕细作多发表短篇小说来得踏实，稿费收入也比较稳定。另外，韩国的著名文学奖“李箱文学奖”、“现代文学奖”等均颁给中短篇小说，大部分政府和财团的文学“支援金”也偏重于鼓励短篇小说的创作。 　　短篇小说的发表渠道主要集中于十余种文艺季刊和月刊杂志。其中《创作与批评》、《文学与社会》、《文学村》、《现代文学》和《世界的文学》等，作为韩国一级文艺期刊，在文坛拥有极大影响力和权威性，可以支付高额稿费，是作家们发表作品的首选。 　　韩国的文艺期刊起源于1919年文学同人志《创造》的创刊，而上世纪20年代《朝鲜文坛》等综合性文艺杂志的出现，推动了现代文坛的形成和建构。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代文学》和《文学思想》等杂志的创刊，重建了因日本殖民统治末期高压统治和朝鲜战争而一度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文坛机制，使大众接触到倾向性各异的作家和文章，大大拓展了韩国文学的范围，并扩大了读者层。而到六七十年代，随着《创作与批评》和《文学与社会》的创刊，韩国文艺期刊格局再一次被打破重组，韩国文学走出了由右翼文人主导的保守而单一的文坛格局。90年代之后，迎来了文艺期刊的多元化和全盛时代，如今韩国杂志协会登记在册的文艺杂志数已经超过300个，但这些文艺期刊中仅有极少数能够一直保持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 　　文艺杂志的影响力又以季刊为首，其中《创作与批评》和《文学与社会》最为知名。《创作与批评》创刊于1966年，在当时言论和思想控制较为严酷的社会环境下，坚持对独裁政权的批判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代表了为争取民主化而斗争的左翼阵营的观念和民意。1970年创刊、1988年复刊的《文学与社会》则推崇文学的独立性，积极追寻当今世界最为前沿的文艺理论，偏向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这些权威性文艺季刊均由著名学者担任编委，同时拥有出版社，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去培养和扶持带有明显阵营色彩的作家。比如孔枝泳，原本出身于“创作与批评”，后来发展为畅销作家，“创作与批评”阵营开始警惕其商业性，孔枝泳索性不在创作与批评社出版作品，而在商业性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小说。孔枝泳曾不无埋怨地说，韩国文坛“至今还是同一个圈子的人相互支持，仍然由权力阵营掌握出版社”。孔枝泳、池承镐：《没关系，一切都没关系》，坡州：阿尔玛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另外，季刊《文学村》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文学村》创刊于1994年，相比《创作与批评》和《文学与社会》，在文学观念上较为中立，它的出现打破了韩国文坛80年代以来以《创作与批评》为中心的民众文学和以《文学与社会》为中心的知性主义文学双璧争辉的局面，基本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文学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