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与汉代忠孝文化形成.docVIP

韩非与汉代忠孝文化形成 　　[摘 要]在汉代忠孝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韩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明确提出了忠、孝之间的冲突，并试图以忠统孝，以忠为孝，使孝道服务于专制政治。汉代在韩非理论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忠孝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决了忠孝间的矛盾，移孝作忠，开创了以孝治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关键词]韩非；忠孝文化；以孝治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4-0063-03 　　 　　一 　　忠和孝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忠孝文化。这一文化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在汉代形成的，期间，韩非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汉代正是在解答韩非问题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形成了传统的忠孝文化。 　　忠孝之间的矛盾，至春秋战国时代，随着血缘宗法制趋于瓦解才开始凸显。童书业先生说过，“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后世之所谓‘忠’(忠君之忠)实包括于‘孝’之内。……臣对君亦称‘孝’，君对臣亦称‘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时代，一国以至所谓‘天下’可合为一家，所谓‘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也。故‘忠’可包于‘孝’之内，无需专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时，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同族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遂不得不与‘孝’分离。”〔1〕忠为君臣之间的道德规范，而孝则是父母子女之间的道德规范。春秋以降，血缘对政治活动中的个人来说，日益处于次要位置，君臣之间少有血缘的牵连，雇佣关系显著。至战国变法之后，布衣卿相的格局形成，以前作为君臣之间伦理规范的“孝”已经不能适用新的君臣关系，“忠”成为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重要规范，忠与孝分离。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忠孝不断产生冲突。 　　韩非站在国家、君主的立场上，对忠孝关系重新做了调整。首先，韩非明确指出了忠孝之间的矛盾。他以直躬窃羊的例子说明“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又以鲁人三战三北的例子表明，“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忠和孝的冲突是臣和子两种角色的冲突，若要作君之正直之臣，那么就不能隐父之过，从父这方面说就是不孝；如果以孝亲为重，那么就会背逆君主的利益，从君这方面看就是不忠。韩非这两个例子将忠与孝的矛盾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 　　其次，韩非以忠为孝来处理忠孝矛盾。他认为，忠臣孝子是极其相似的，所以他往往忠臣孝子并称，如“孝子之事父也，非竞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竞取君之国也。”(《韩非子?忠孝》)而且对子和臣的要求往往是一致的，如“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韩非子?忠孝》)忠臣孝子的共同点是：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君、父的利益；不非亲、不谤君。 　　忠臣与孝子之所以有共同点，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站在维护君主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只有忠君才是孝亲，韩非将孝划分为“人主之孝”和“匹夫之孝”，作为君主能够维护国家社稷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大孝。而普通的孝亲之举，非但不能致社稷之福，而且有亡国之虞。所以，他极力的批判儒家“事亲为大”的孝亲观念，而主张“大义灭亲”，“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韩非子?说疑》)如果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即使是父子兄弟也要诛杀。当把国君、国家的利益作为公利，以此为准绳来衡量孝的时候，韩非的孝与忠也就相差无几了，所以康学伟、王志刚指出：“法家对孝道的最大修正，便是忠孝混同，以忠作孝，将儒家以仁爱之心为出发点的孝道观变为以权威利害为中心，以配合其集权专制的政治主张，其所开创的孝道为专制政治服务的传统，同样为汉代及历代统治者所继承。”〔2〕韩非以忠为孝的观点与他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主张君主专制，因此任何人包括君主在内，都必须以维护国家的利益为先，所以儿女对父母的孝顺不能超越国家利益的底线。在维护君主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忠孝是相通的。 　　 　　二 　　秦朝的速亡，使汉人开始反思法家学说，也重新考虑忠孝关系。虽然说君主专制政体已经确立，“国”对“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中央集权的加强并没有完全以地域组织取代血缘宗法组织，宗族在汉代依然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汉代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回答了韩非的问题，理顺了忠孝关系，并确立了以孝治国的历史传统。 　　首先，关于君臣和父子关系问题，汉代逐渐形成了君臣等同于父子的思想，其结合点就在于：君父都有养育臣民的责任。从角色上看，一个人既是父之子，也是君之臣，君父都负有养育、教化他的责任。如《孝经》说：“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孝经?圣治章》)西汉初年，伏生在《尚书大传》中释“天子作民父母”时说：“圣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养之；父能教之，能诲之。圣人曲备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