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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持有毒品罪刑事推定问题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一种，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相比，罪行较轻。从该罪名的立法沿革来看，非法持有毒品罪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堵截式规定，隐含了对毒品持有行为这一客观事实在法律规范上的推定，这种推定同刑法规定的其他持有型犯罪，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或其他物品罪等罪的推定情形相比，有其特殊性。同时，由于推定概念界定上的混乱，在对非法持有毒品罪以及其他毒品犯罪进行认定时，哪些证明行为属于推定，哪些证明行为属于一般的推论，仍有讨论的必要。 　　 　　一、对刑事推定的刑事政策解读 　　 　　在刑事诉讼中，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涉及到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也即休谟提出的对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以及从事实命题能否推导出价值命题。学者们对刑事领域认定事实的标准存在争论，集中在“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论辩上，作为案件事实的客观事实是唯一的，具有时空特性，但作为法庭认定的事实，即所谓法律事实，由于无法完全复制案件现场，只能靠相应的证据加以认定，这种认定是以人的主观判断为基础的，只可能无限接近于事实，而无法同客观事实完全一致，也就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针对这种偏差，不同法律制度的国家针对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了严格程度存在差异的证明标准和规则。其中，刑事法律由于隐含的对个人利益侵犯的风险较大，因此，各国对刑事诉讼中事实的认定标准都较高。然而，基于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国家也会对某些类型的犯罪相应地降低证明标准，并采用不同的证明规则以认定犯罪，刑事推定就是其中一种。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有推定的相关立法。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1条第31款规定：“推定”或者“假设”，是指事实的审理者必须发现该推定事实的存在，除非并且直至提出对该推定的不存在予以认定的证据。《法国民法典》第1349条规定：“推定为法律和审判员依已知的事实推论未知的事实所得的结果。”《意大利民法典》第2727条规定“推定是指法律或法官由已知的事实推测出一个未知事实所获得的结果。” 　　各国对推定从法律上予以规定，隐含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刑事政策上的价值判断和刑法功能的调整，对此，赵俊甫从风险社会和社会风险的视角对刑事推定的解读很有启发意义，即工业社会带来的诸多犯罪因其对健康、环境和公共安全的威胁而使其成为政治话题，这类犯罪有毒品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主义犯罪、腐败犯罪等。无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对普通社会公众，这些犯罪都是极大的威胁，同时，这些犯罪类型由于隐蔽性强，其犯罪控制难度较大。贝克、吉登斯等人对风险社会的讨论是从社会学角度展开的哲学思辨，在这种语境下，“风险”的含义包括了社会学意义或刑法规范意义上的犯罪侵害的风险，亦即在“风险社会”这一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不确定性和碎片化容易增加犯罪发生的风险，使社会个体既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人，也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人。风险的不确定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国家在应对这些不安感时会通过制度设计在社会中分配风险，具体到刑法制度，就是通过刑事政策隐含的政治导向的变化影响具体的刑法规范的制定，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对危险驾驶行为人罪化将其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就是一个例证。这个例证也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一个体现，“刑法如今处在一个叫做‘刑事政策’的更为广泛、更为开放的整体的核心”。刑事政策作为一种政治考量，必然会根据社会需要在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在社会转型的当前中国，表现为行政刑法、经济刑法和环境刑法等领域的发达。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推定规则主要存在于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这此领域的犯罪具有不同于自然犯的显著特点，即潜在的社会风险大，但是要证明这些犯罪，却存在较大的难度。通过刑事推定的适用来证明这些犯罪体现了对刑法保障机能和安全机能的价值偏好。但是这种价值偏好无疑会对潜在的个人产生人权保障上的风险，因此。推定规则在发挥着有效控制犯罪的功效的同时，常常作为辅助规则被使用。 　　 　　二、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设置看推定的概念界定 　　 　　罗森贝克的观点能够反映“推定”这一论域在国外的研究状况：“推定的概念十分混乱。可以肯定的说，迄今为止人们还不能成功地阐明推定的概念。”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均倾向于将推定理解为推论，如“推定是关于某事实存在与否的推断，而这推断又是根据其他基础或基本事实来完成的。”我国学者对推定概念的界定也不统一，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有： 　　第一，将推定与推论等同。“事实上的推定，本质上属于推论。它是根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进行推理而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当事实X在诉讼中已经确立时，则事实Y的存在，可以用一般的逻辑法则推出。” 　　第二，将推定与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