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村为市城市化另一种选择.docVIP

造村为市城市化另一种选择 　　“文化建设有自身的规律，需要时间的积累，不可能像经济发展那样，在短时期内创造出奇迹。华西村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六爱’，即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遵纪守法是爱自己的底线。” 　　 　　如果要结婚没房怎么办？ 　　“发一套啊。我们的房子比城里便宜得多，600元一平米，还是框架结构，防震。”山西省河津市龙门村党委书记原贵生慷慨地说。 　　 如果发现村民赌博怎么办？ 　　 “如果你来举报，奖励100万元。”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说。 　　 2011年10月底，山东临沂，在央视《对话》栏目的录制现场，一群自信、豪爽的村官格外引人注目。“第十一届全国村长论坛”正在此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名村官代表汇聚一堂，探讨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农民涌进了城市，很多农村变成了“空心村”，但有些村子成为例外：村民没有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村办企业年产值从数千万到数百亿，村庄越建越大，越建越好，越来越像城市，村民要当市民，村长想当市长。 　　 江苏省连云港市滨海县东罾村党委书记薛正红不客气地指出：“城里人很霸气，他们没有意识到，现在有些农村比城市更美，有些农民比城里人更幸福。” 　　 “比城市更美的农村”是如何炼成的？四川省成都市宝山村党委书记贾卿总结道：“归结起来是‘四好’：一个好村官、一个好路子、一个好机制、一个好文化。” 　　 　　“好村官” 　　 被上级期望“要做江苏第二个吴仁宝”的薛正红说：东罾村从一个苏北贫困村到现在村集体结余有数千万元，她付出了血的代价。有一年，村民种植啤酒大麦，但收购时，厂家实际收购价格比原来签订的合同价每斤要低1毛多。为了保护村民利益，薛正红决定自己掏腰包，先按约定价格收购上来。村干部亲自上门收购，她连续工作了三天。第三天晚上12点多，疲惫不堪的她骑着摩托车回家，撞上了一辆大货车掉落的轮胎，鼻梁骨被当场撞断。第二天，前来医院看望的村民挤满了楼道，她收获的不仅仅是感动，更是一份信任。 　　 　　“好路子”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曾经是个贫困村，村党委书记吴恩福意识到九星村地处上海市郊的绝佳地缘优势，他把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工业的热浪中，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放弃农业，收缩工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就村建市场，建成了上海最大的综合性交易市场，成为“中国第一市场村”。 　　 有美国农业专家说过，中国对世界农业的贡献有二：一是杂交水稻，二是日光蔬菜大棚。而今，山东寿光三元朱村在全国各地帮扶的蔬菜大棚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捷径，但只有三元朱村党总支书记王乐义知道，当初走上这条路，有多困难。刚开始建蔬菜大棚时，有村民质问王乐义：“建一个大棚要六七千元，如果搞砸了，谁赔？”六七千元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时任寿光县委书记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和干部。刚开始大家认识不到位是正常的，先动员党员、干部上。”结果，全村17个党员先建了大棚，从此，大棚才在寿光遍地开了花。 　　 　　“好机制” 　　 在这些先进村，村官们大都一肩挑两职，既是村书记或者村主任，也是村办企业的董事长。他们带领全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但都面临着一个困惑。“共同富裕是什么？是排排坐吃果果吗？如果那样，岂不是又回到大锅饭时代了吗？”贾卿向记者坦言。 　　2002年10月，九星村发生了一起火灾，因为村里有两支消防队伍，大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但现场一些村民只是观望、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让吴恩福心情沉重，决心搞机制创新，将每个村民与村集体打造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我们既要坚持共同富裕，又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贾卿向记者分析道，“说起来，村企业是大家的，但究竟是谁的，每个人有多少并不清楚。集体经济并没有量化成每个村民的权益，产权不明晰是普遍遇到的问题。” 　　 吴协恩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感：“干多干少一个样，好吃懒做，那不是群众出了问题，而是机制出了问题。好机制一定是奖勤罚懒，鼓励先进，鞭策落后。” 　　 “我们首先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将村民变成股民，使产权归属得以明晰。其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集体资产量化到每个个体，把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贾卿说。 　　 九星村改制最大的特色是“现金出，现金进”。所谓“现金出”，就是开始村里把资产量化到人，并用现金支付到人。第二步，村民根据自愿原则，用现金认购自己应得的股份。因为现金从自己的手里流进流出，让村民对村里的资产和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有了深切的体会。 　　 　　“好文化” 　　 “现在，社会正确的价值观缺失，大家都向钱看。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很有必要，但文化建设，特别是落实到基层，其实很难。”吴协恩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