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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会时代艺术 　　一八六九年，在导师里策尔的帮助下，未满二十五岁的尼采获得了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编外教授的职位，并于次年被任命为正式教授。对一个青年学者而言，这无疑是极为顺利的学术历程。特别是尼采还未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与教授资格论文，莱比锡大学最终是在未经考试的情况下，根据他已发表的论文授予其博士学位。但尼采本人对于这份教职其实有着复杂的感触。在此之前，他正考?]放弃古典语文学，去学习自然科学，眼下的这份聘书一下子打乱了他的计划，他给好友埃尔温?罗德写信说：“至于我们的巴黎之行，别去想它了！我肯定要去巴塞尔大学教书了，我这个人呐，还想研究化学呢！”任职巴塞尔，尼采感到有必要出版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来证明自己在古典语文学领域的实力。然而尼采对于“语文学家”的角色早就抱有某种疑虑，甚至认为这一职业可能让自己沦为“庸人”，他在其中不得不自我“牺牲”。那么在体制职业与个人志业之问，尼采如何安顿自身呢？ 　　《荷马与古典语文学》是尼采的巴塞尔大学就职讲演，可视作他协调这一矛盾的最初尝试。这篇演讲的核心主题是在语文学中如何统一学术与艺术，或者说如何统一史学视角与美学视角。他指出这两者并不像很多人主张的那样相互排斥，倘若将语文学的细节研究置于一种整体性的哲学世界观下，两者就可以达到一种综合并互相支撑。他还引用了塞涅卡之语：“曾经是语文学的，现在变成了哲学。”然而语文学真的可以顺利地变成哲学吗？一年之前，他就在给罗德的信中说自己想“告诉语文学家们大量严酷的真理”，因为那些人“缺少创造性的火花”。众所周知，部分“严酷的真理”在《悲剧的诞生》中得到表述，但就整体性与根本性而言，尼采同时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才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核心文本。归根结底，尼采批判的不仅是现代的语文学，更是现代的历史学，而后者是前者存在的基础。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区分了三种历史类型：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尼采对于怀古的历史最为不满，这种历史把精力耗费于细节讨论，导致一种对过去的不健康沉迷而阻碍了当下的行动，这正对应着当时德国主流史学，当然更有古典语文学。相较而言，纪念的与批判的历史学获得了尼采更多的肯定。他主张为了“生命的健康”，为了在当代保持一种文化的生机，人们必须一方面升华历史以为我所用，一方面遗忘历史以去其束缚，亦即将纪念的与批判的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能服务于现在与未来的生机勃勃的历史。在文章结尾处，尼采指出希腊人曾面临“过量的历史”之威胁，但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把“一大堆外来形式与观念的混杂”重新进行了整理，增加并丰富了自身历史传统，“成了将来所有文化民族的祖先与模范”。青年学者尼采以希腊人为榜样，在古典研究中孜孜发掘着富于现实意义的因子。一八七一年写作的《悲剧的诞生》发掘出日神力量与酒神力量，并进而宣告其并非专属于希腊人，而是属于全人类。其书一八七二年甫一出版就在古典语文学界引发了一片讨伐，但尼采并未迟疑，又于同年写作了论文《荷马的竞赛》。这篇短文有着自身独特的意义，它一方面在古典研究中引入了竞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关注了人性这一主题――六年之后，尼采出版的一部书就名为《人性的，太人性的》。 　　尼采在论文开篇即反对人们关于人性过于文明化的立场，指出“人的”属性与“自然的”属性事实上交织在一起，且前者就是从后者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希腊人身上有一种“老虎般的毁灭欲”，会让软弱的现代人不寒而栗。这种可怕的毁灭欲（自然特性）是如何转化为明亮温暖的荷马世界（人性）的呢？尼采接着提出一个重要设想：希腊世界中充满了“不和与忌妒”，“刺激人们采取行动，但并不是采取行动展开毁灭性的战斗，而是采取行动去竞赛”。希腊文化的诸方面都按照竞赛的模式组织起来，艺术、政治、体育等领域通过公开、公平的竞赛而确认个体的卓越，而个人在这种制度化的竞赛中满足了好胜之心。于是希腊世界就从内部生发出一套确立卓越的公平标准，个人的潜能在其中得到了充分实现，城邦的公共利益也由此得到保证。反之，一旦希腊人放弃竞赛，就呈现出前荷马的邪恶与残暴，仇恨与毁灭欲开始主宰他们，让他们在傲慢与卑劣中走向毁灭。在文章结尾，尼采判定，一旦希腊人抛弃了竞赛，就背叛了希腊精神，“于是，亚历山大，这希腊历史粗鄙化的摹本与简缩词，而今就构造出了普世的希腊人以及所谓的‘希腊化时代’”。 　　这篇文章虽不乏古典文献的征引，但显然不能被视作一篇古典语文学的标准论文，其中浸染着强烈的现实忧虑。“希腊化时代”――在《悲剧的诞生》中被称为“亚历山大里亚文化”――正是尼采对于当代的代称。其中对于希腊人自然特性之毁灭欲的描写令人联想到酒神力量，而对于竞赛的论述则正如酒神力量的日神化。在主题与结构上，这篇论文与《悲剧的诞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从语文学角度看，诸多文献以“竞赛”这一主题贯通起来，其崭新意义得到了发现，并最终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