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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序经大学校长生涯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围绕“全盘西化”问题展开大论争，岭南大学青年教师陈序经（1903―1967年）持激进的全盘西化立场，一时间名声大噪，世人对之诟病者多，公开赞同者少，而内心予以理解者似也不在少数。实则那场笔战，只是陈序经亮相学术界之始，此后他北上任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西南联大时期担任法商学院院长，乃联大院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今已成“美谈”的关于他宁肯不做院长也不肯按规定加入国民党一事，显露出这位学人的鲜明个性。他终其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即使1949年后他颇得赏识器重，即使友人力劝他加入民主党派，他却始终保持无党派人士身份。他平生也未涉足宗教团体，大学时代为了回避加入基督教，毅然离开在学两年的沪江大学而转入复旦大学，后来他出掌具有教会背景的岭南大学，竟成为该校创办以来首位无教籍的校长。陈序经的“清高”自守，加之他的敢言和“优容雅量”，颇赢得高级知识分子的好感和信赖。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他先后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和南开大学副校长，被赞誉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难得的大学校长”。亦因如此，为极左的政治氛围所不容，以致由波峰跌入浪底，终于消失在“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之中。 　　 　　一 　　 　　1948年8月，陈序经正式出任广州岭南大学校长（初为代理），时年四十五岁。此前，他任职天津南开大学已近十四年之久，担任着国立南开的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等要职。可以说，在何廉、方显廷两位教授相继离开后，陈序经愈加成为张伯苓校长倚重的中坚力量。有分析说，张伯苓甚至考虑在自己（因出任考试院长）不得兼任校长的情况下由陈序经接任，这一推测也并非毫无根据。可是，张伯苓几经权衡之后，同意且催促陈序经返回岭南就任校长一职，明显与“南开本位”不符，可能而有力的解释只能是：时局使然。尽管后人记述此事时，大多有意无意地淡化这个显而易见的背景因素，但细加观察则不难作出推论。国共两党武力逐鹿中原，平津高校隐然成为“第二战线”，办学读书均非其时。岭南大学董事会的再三邀聘，终于促使陈序经在大变局到来前夕，结束他的南开生涯，返乡办学，竟在一个特殊时期使原本平平的岭南大学骤然“灵光一现”，却是他本人未曾料想到的。 　　陈序经，海南文昌人，当时籍属广东。早年跟随父亲到南洋经商，后返回内地上学，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随即短期游学欧洲，回国后最初任教的学校就是岭南大学。陈序经治学领域宽泛，其中对于南洋各国历史和华侨问题一直关注，他本人在东南亚华侨中也颇具声誉。因此，岭南大学董事会在前任校长李应林业已任职十年要求“休假”之后，物色到陈序经这样一位与岭大有渊源的本乡留美学者，可谓恰得其人。岭南大学成立于1888年，创办人乃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在纽约设有“岭南大学基金会”，属于私人捐募性质，因而岭南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却不归属任何固定教派。1927年依照国民政府有关规定，岭南改由国人自办，钟荣光先生出任首位华人校长。历史上该校为躲避战祸，曾经自广州迁澳门、香港等地，战后再回到广州康乐园。其时，已发展成为具有文、理、农、工、医、商等学院的综合性大学。陈序经接手的就是这样一所建校较早、历史繁复、亦中亦西、地处岭表南端、出入国门顺畅的私立高等学府。 　　仔细算来，陈序经担任校长近四年时间，前十四个月尚在国民党治下，1949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至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解散，后一阶段的两年半则已是新中国初期。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陈序经先后与国共双方政要打交道，此类活动乃“事务性接触”，并不涉及所谓归属之类。广州作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政治中心，有段时间政要云集，其中亦不乏向本地文教人士示好者。蒋介石、何应钦或邀宴或要求来校园暂住，陈序经均巧妙地加以回避和婉拒。但是为了营救被捕的岭大农学院长李沛文，他不得不求助于朱家骅，终于奏效。中共进入广东初期，执掌粤省文教工作的是著名学者杜国庠，陈序经对之尊敬有加，并与广州市长朱光将军以及杨东莼等领导人合作融洽。不过，当军管会查出学校出纳处违规存有金条，欲拘捕相关职员时，陈序经却挺身而出，表示：“他是出纳员，我是校长，要逮捕，就逮捕我。”肃反期间，校内地下室发现枪支，一时间风声鹤唳，陈序经调查后行文陈情：枪支为以前学生军训时所用，多为一战时旧物，已锈蚀为废弃物云云，一场风波得以化解。 　　其实，美国基金会对岭南大学提供的资金资助，往往换成金条以求保值，为了避开当时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学校用金条到香港兑换港币以发放教职员的薪酬。这种“优越性”是否构成陈序经成功吸引一批北方学者战乱之际来岭南“栖身”的一个因素，如今恐怕已无从查考。可以肯定的是，陈校长的人望，他的诚恳与平易，他的积极主动，再配合岭南大学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