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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动力分析 纵观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互动的历程可以发现， 中国从建国初期的国际金融体系游离者和挑战者，逐 渐转变为普通的参与者，进而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积 极参与者和建设者。许多学者在分析中国融入国际体 系的动力时，大都认为国内和国际的双重作用决定了 中国的自身定位，继而造成对于国际体系的不同态度 以及融入程度的不同。 国内层面的因素 第一，为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以1978年底召开的 中国共产党H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从20世纪 7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经济水平不 但十分低下，而且也缺乏必要的人才和技术支持。要 想解决这些难题，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成为了唯一的选 择。中国需要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来启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1年，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贷款。在加 入金融组织后的第二年就申请贷款，足见中国当时对 于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和改革开放的决心。此时，中 国的外交工作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大力 招商引资、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与包括西方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发展经贸关系。经过不懈 努力，中国在招商引资方面成就斐然，外商投资企业 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带动产业技术进步、扩大出口、 提供就业和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需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 国际体系。对于缺乏经验的中国来说，选择一个不会 伤及其主权核心利益的特定国际体系，“摸着石头过河 就成为了必然。当时，出于自己最迫切的工具性需要， 为文革浩劫后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中国开始 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给经济建设吸引外资，为改革开 放和全面的融入国际体系打开局面，让中国产生了加 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动力。 第二，主权维护下的外交争夺。中国在建国前就 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 的创始成员国。但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 国共产党政权的敌视，中国在以上重要国际组织的代 表权一直被流亡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占据。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此时，维护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依然是不容侵犯 的核心国家利益。同时，为了经济复苏，在外资和技 术上的需求也使得中国开始关注起自身与国际金融体 系的关系。中国希望在国际金融领域同样维护主权的 完整，恢复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应有的地位，同时也 希望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获得经济发展所必 需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因此，在1980年，中国相继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台湾当局”被清除出 了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由此中国不 仅捍卫了主权的完整，坚持了作为与国际体系关系基 本原则的“一个中国”的立场，而且获得了国内经济 发展所急需的启动资金和技术支持。“20世纪80年代 以来，台湾为摆脱孤立处境，企图通过重返或加入国 际组织的方式来扩大影响，而中国政府出于积极灵活 解决台湾问题的考虑，也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台湾作 为中国的一个地方省份，可以以‘中国台湾’或‘中 国台北’的名义参加或继续留在国际组织内。” 1986 年2月17日，亚行理事会通过决议，接纳中国为亚行 成员国。同年3月10日中国正式成为亚行成员，台湾 以“中国台北”名义继续保留席位。中国顺利地加入 了亚洲开发银行这一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国际金融组 织，维护了主权的完整，同时也以积极灵活的方式有 效处理了台湾问题。为了维护主权完整，中国在参与 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有效地展开了外交争夺，不仅 恢复了在重要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而且合理 地处理『台湾问题。 第三，巨大的社会经济收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 开始参与国际金融体系，主要是出于为经济建设争取 资金和技术支持，而更积极、更深入地融入国际金融 体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过 程中获取更大的收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外部资 金的流入有效支持了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增长。 在各个时期流入的外资总额当中，援助性贷款所 占的比例一直很高，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所占援助性 贷款的比重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足以证明，国际 金融组织的援助性贷款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亚 行累计为中国提供169笔贷款，为中国的许多领域提 供了所需要的资金。亚行主要通过开展政策对话、提 供贷款、担保、技术援助和赠款等方式支持其成员在 基础设施、农业、能源、环保、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 发展。这些无疑对贷款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制度建设 都有积极的意义。 不仅如此，相对于纯商业性贷款，国际金融组织 的对华贷款具有更大的杠杆效应。以世界银行、亚洲 幵发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金融组织在向成员国提供 贷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