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重新走向“社会”.docVIP

政府，重新走向“社会” 当街道办全面退出安徽铜陵的“政治生活”，而 民政部表示这是一个“趋势”时，来自青岛的眼睛正 在密切注视着这一切，以及它激起的官方、舆论反响。 目光里，有一丝质疑，一丝焦虑。但意味深长。 同样是对街道办下手，在铜陵获得举国关注的同 时，青岛市市南区的“街道转型”改革已经进行了 3 年，但并没有被外界所知。 如果说铜陵是釜底抽薪，以减少行政管理层级来 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青岛则是“渐进改革”的样本， 保留街道办，强化和增加其职能，并把人、财、物等 政府的公共资源下沉到社区，由此，街道和社区在发 挥其提供公共服务、发展经济、加强社会控制的功能 上都得到“盘活”。 在“街道办改革”上，这或许是“两种模式”之 争。 但无论是铜陵，还是青岛，都仍局限于调整内部 的权力架构、资源配置。改革的结果，在逻辑上往往 意味着“全能政府”在基层、社区里的一种回归。 这正是今天的“社会管理创新”所面临的复杂性。 “重心下移” 在社会矛盾高发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 无疑都要干这两件事情：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 控制政治社会风险。 由此，有了两个大的方向：调整内部的权力架构， 从而间接地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界定国家与公民 的各自活动领域，严格约束自己，把“自治”的空间 还给社会。 很容易想象，安徽铜陵的撤销街道办、青岛的“街 道转型”，都属于前者。 不过，对于面积30平方公里、人口 54万的青岛 市市南区来说，改革纯属自发。引爆点出乎意料。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在青岛举行。 当时整个青岛出动了 15万人搞欢迎仪式，其中，市南 区组织10万人。按照国家动员的惯例，市级机关和大 型国企的人员作为“可靠的人”拉上5万人足够，但 是，市南区却犯了难。 找10万个人头毫无问题，但要找在政治上、身体 上都可靠的，却远非一件容易的事，得到社区居民里 去找，而这得精挑细选，要有前期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非如此无以控制可能带来的风险。 似乎是一夜之间，市南区相关官员发现，从区到 街道这些行政层级，其实是悬置于居民之上，看起来 社会秩序得到有效控制，国家动员能力没有问题，但 它们其实是另一套和社会无关的系统，已经脱节。 “那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基层的力量是相当薄 弱的，当你要玩真的时候，原有的从区到街道的体制， 在发动和组织群众上根本玩不转。”市南区委一官员向 本刊记者表示。 很快，2008年9月，在“重心下移，固本强基” 理念下，街道迈开了转型的步伐。 作为改革的“激励”，市南区把在街道工作和政治 升迁进行捆绑，以现实主义原则召唤想闯想干的干部 到街道工作。官方把它表述为“街道是培养干部、锻 炼干部、选拨干部的阵地”。反向解读就是，如果一个 官员不愿意到街道去干，相对而言，升迁的事情就不 要去想了。 一位官员把这一激励所包含的合法性压力表述得 非常到位：“你都不了解街道，不了解社区，不了解基 层，有什么权利去制定政策？”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则说，“干部应 该成为老百姓的熟人。” 按照改革思路，区政府有很多职能和公共资源要 下沉到街道。方法和在全国各地无异，就是放权，将 财政支付预算、城区建设管理、经济发展与服务等职 能一并由区职能部门下放到街道。 由此，既有权也有钱的街道不再是简单的“政府 派出机构”或“二传手”角色，它被打造成一个真正 的“基层政府”。 “合署办公” 在整个权力架构中，人、财、权、物向下配置到 街道这一层还远远不够，还没有和居民直接面对。按 照改革的预设，最终它要达到社区。 社区在理论上是一个“居民自治”的空间，但由 于“社会”较为弱小，“自治”缺乏足够的资源。在这 个“自治”空间里，国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交叉、 重叠、冲撞，而后形成一体。 从市南区“街道转型”改革的一整套理念和方法 看，街道的人、财、权、物下沉到社区，和区政府的 人、财、权、物下沉到街道并无二致。它是公共权力 和公共资源在社会领域进行配置的延伸。 这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街道党工委委员下到 社区去当社区工作站站长，对社区工作负总责。同时， 还有些公务员也跟着一起下社区，或在社区配置公务 员、事业单位编制岗位。按照关于“充实壮大基层力 量”的官方解释，这么做是一个保障性的策略，使社 区能够有资源和权威行使基本的社会治理，提供公共 服务。 市南区珠海路街道香港花园社区是一个高度城市 化的小区。在这个社区里，社区工作站设了多个“社 区工 ”岗位，从组织、维稳，到卫生、民政等， 一应倶全。这样的社区，与人们平常所看见的那种溃 败或散漫的“社区”，可谓有天壤之别。 让市南区很多人感到自豪的是，在社区里办事、 活动、议事，从此不再“打游击”，“三个中心”（管理 中心、医疗中心、文化中心）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一切，源于2009年底市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