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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科学良心” ——追念田余庆先生 ????12月25日清晨，收到好友高世瑜短信，得知田余庆先生仙逝的消息。虽然前一段时间对田先生病情略有所知，但还是不免心中一惊。回想得自田先生虽次数不多、却深印心底的教诲，只是片段闪亮，但在上午讲授“《汉书》研读”课的讲台上，说到田先生的学术贡献，眼睛仍不免湿润。 ????这堂课讲授的内容以“西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为主题，其中有一节涉及“《西域传》‘序’‘赞’”，当课件显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如下记载时,我不能不说到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班固写道：“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于是汉武帝“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等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建议利用这一绿洲之地理优势，建立军屯基地，创造扩大战争规模的条件，并与河西地方建立共同的军事通讯和防务体系，“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意在逐步拓展规模，以谋求战略强势，“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而汉武帝则坚定地否决了这一建议，有“不复出军”的态度鲜明的决策。此即史称“轮台诏”的发表。“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对以往战事，有“曩者，朕之不明”的检讨，对当前“益民赋”以充实军费的建议，有“是重困老弱孤独也”的斥责。汉武帝说：“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除“悲痛”“不忍”外，他又对边境“卒苦”深表同情，对于外交方式“报忿”等做法亦予以否定。汉武帝明确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西域传下》记述：“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班固就此有肯定性的评价：“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所谓“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所谓“仁圣之所悔”，都体现诏文内容不宜拘限于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只是军事行动的战术调整，而确实有战略意义，体现出了执政路线的改变。从“轮台诏”看，汉武帝晚年确曾努力进行治国方向的重大转折。“富民”语汇与“优民”的宣传相照应，如班固所分析，“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应当并非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其实可以理解为基本政策转变的标志性符号。明人吴鼎《读史有感》诗有“汉武雄才世莫伦，轮台一诏见天真”的赞辞。李贽《史纲评要》卷七也写道：“汉武惟此一诏可谢高帝、文帝。”“天下大坏而得以无恙”。又赞赏汉武帝由此表现的非凡的政治胆略：“过天地之风雷，可不勇哉！”由“轮台一诏”、“惟此一诏”语可知，其实据班固《西域传下》的记述，已经可以大致得到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指出的“汉武帝改弦易辙”，“完成向守文的转变”的认识。 ????下午课后，我在北大历史系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熊龙来人民大学，说次日历史系将设灵堂，27日即在八宝山遗体告别。我因26日凌晨要飞海口出差，27日夜间返回，28日又将赴赤峰出席会议，不能亲往吊唁，只得请熊龙代为致意。当晚拟挽联发给熊龙，也代表了我的几十位历史学科学生的心意：“深切悼念田余庆先生。史航高桅论议多神器，实证雄识庠序有洪才。学生子今及诸弟子敬挽。” ????记得我读田余庆先生《说张楚》，正是刚刚起步迈入秦汉史研究学术界域的时候。初读这篇论文即耳目一新，我想是多数读者共同的感觉。此前二三十年以来，农民战争史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回想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77级读考古专业，中国古代史课上，老师组织课堂讨论，主题大概是“朱元璋蜕变的原因和影响”。我想，为什么非要说是“蜕变”呢？朱元璋这样的历史人物，他的政治作为和文化影响，最重要的表现是在这种“蜕变”之前还是“蜕变”之后呢？也许他的历史贡献更多地是以“封建”皇帝身份而并非农民起义领袖身份实现的吧？当时虽然没有大胆地站起来发言，但是心中暗知怀有类似疑问的同学一定还有一些。虽然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问题已经有若干思考，但是读《说张楚》，还是引起了强烈的心灵震动。原来对于农民起义，对于农民军，对于农民出身的政治人物，还可以进行这样的分析，提出这样的认识。 ????中国史学长期承袭以政治史为第一主题的传统。我曾经写文章说到这或许可以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泛政治主义特色”的表现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青年学人厌倦了史学仆从政治、影射史学服务文革政争的恶相，倾向于将政治史从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中剥离开来，却没有想到还可以进行《说张楚》、《论轮台诏》这样的政治史研究。田余庆先生的论著，是政治史研究的新创制，也在当时谋求史学新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以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