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公共管概念制度建立 .docVIP

中国古代公共管理概念制度建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处于嬗变的过程当中。对于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张康之认为分三个步骤：以权力为基础的是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第一步———统治型的管理模式；依据法律为基础的是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第二步———科学型的管理模式；以道德为基础的是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第三步———服务型的管理模式。［１］当前，我国政府对社会的治理正处于从科学型管理模式向服务型管理模式的转变时期。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服务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它是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治理选择，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符合服务型管理模式需要的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意识。文章对中国历史上的公共伦理化制度构建的相关轨迹进行梳理，以期对现代中国社会公共管理伦理化制度的构建产生积极作用。 　　一、中国历史上公共管理伦理化实践的弊病 　　１、臣民意识与私民意识的养成 　　在中国数千年浓厚的封建政治文化背景下，肇始于“家天下”的政权组织形式，成为了缺乏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的官本位现象的滥觞，如《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２］，把整个天下的人和物作为了君王的私有财产，并不断孕化成森严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作为人们从公共社会事务管理到日常生活的根本准则，最终导致了“天下奉一人”的愚忠愚孝的政治伦理规则痼疾。同时，封建统治者有选择性地推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３］等儒家思想，营造了以家长制为中心的几千年的伦理规范。中国人在此伦理规范下养成了表现等级制度的“私民”意识，广大人民大众是被排除在作为公共管理主体之外的，在人民剥削压榨的基础上形成了关心民众也仅是出于统治者的“圣德”、“恩宠”等。正如现代学者俞可平指出，公民参与对于政治发展而言，意义极为重大。而中国数千年传统最为缺乏的无疑就是“公民参与”的意识，于是逐渐养成了各自为政的私民心态。梁启超在《国民浅训》中说：“我国人……一涉公字，其事立败。……公林无不斩伐，公路无不芜梗，公田无不侵占，公园无不毁坏。有一公物于此，在西人则以为此物我固有一份也，乃拥护而保全之，使我能长享此份。在中国人则以为此物我固有一份也，乃急取我一份所有者割归独享，又乘他人之不觉或无力抵抗，则并他人之一份所有而篡取之。”［４］当然历史传统中也不乏一些诸如“天下大同”、”天下为公”、“民胞物与”等先进思想，却也是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基础为前提，或是囿于自身阶级局限性并没有形成彻底的革命思想体系。 　　２、建国以来国家公务管理主体系统的民主和人文精神熏陶的缺失 　　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在传统理想模式影响下，奉行的是大而全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基本的伦理制度。国家公共管理伦理的基本内容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把个人的一切全部交给党和国家，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舍弃一切，没有个人的点滴私利。表现为自“五·四”以来出于革命斗争需要对于传统文化矫枉过正的批判与决裂，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几乎使数千年传统思想中有助于建立良好公共管理伦理化体系的精髓丧失殆尽。改革开放后，中国又忙于脱贫致富，对于基本的公民意识培育也只是口号似的为多，缺乏系统性；在公共管理的伦理制度培育上整个社会更是过多的偏重“应试教育”。 　　二、中国历史上建立管理主体伦理道德意识的渠道 　　１、“五伦八德”是建立管理主体道德意识的基本渠道 　　“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八德”则是指自宋代形成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伦”与“八德”体现了传统文化下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观。 　　中国古代国家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意识绝大部分也是从“五伦”、“八德”中衍化出来的。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公德”一节中就曾批评中国传统的“五伦”大多为私德，其三德纯属家族伦理，朋友和君臣二伦仅为不完全的社会伦理。他说：“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已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５］然而，“五伦八德”也明显包含了传统社会中从国家、社会到家庭、个人的伦理规范，形成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系，以及“推恩足以保四海”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公”思想。 　　２．社会价值观中公共管理伦理思想的萌芽 　　希望具有普遍关怀和强烈规范色彩思想的公共伦理思想在中国战国中晚期就已出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６］《礼记·礼运》中希望人人都要有普遍关怀的思想，照顾他人家庭，为他人出财出力。这样的社会价值观中萌芽出了具有强烈规范色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