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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朱熹对中国儒学的发展 　　作者：蔡方鹿 　　中国文化研究 1999年08期 　　北宋时理学兴起，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新儒学者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和儒学式微的局面，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创建理学思想体系。如果以天理论作为体现宋代理学思潮最本质特征的理论的话，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程颢、程颐提出天理论思想体系，才意味着宋代理学的创立。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文化史上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尽管朱熹及其闽学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但朱熹思想的直接来源却是二程洛学，是在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对二程洛学的发展。所以在思想史上，人们往往以程朱之学来并称二者。程朱在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四个方面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把儒学道统体系化，把儒家学说大众化，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构筑起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一 朱熹对二程思想的继承 　　朱熹对二程思想的继承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天理论的继承 　　程颢、程颐创立的天理论哲学深刻地反映了时代思潮的本质。朱熹对此加以继承，以服膺天理为己任。这是程朱之间最大的一致，也是双方共同影响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方面。众所周知，宋明理学以理名学，理是宋明理学的核心范畴。二程在佛老盛行，儒学式微，儒家伦理扫地，社会大动荡之后思想失向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借鉴佛老之学，以图改变旧儒学思辨哲学水平不高的状况，把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统一于“理”，创天理论哲学。这是对宋明理学和中国文化最大的理论贡献，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以抗衡佛道宗教文化对世俗儒家文化的冲击。朱熹在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虽早期曾出入佛老，但自从问学于二程的三传弟子延平先生李侗后，便选择接受了二程的天理思想，以天理论作为自己理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发展。正因为朱熹对二程天理论哲学的继承，才使得中国思想史上程朱理学一派得以形成，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2、对道统思想的继承 　　道统论作为中国儒学的重要理论，在程朱理学思想体系里占有重要地位。理学道统论始由二程而确立，但二程本人在道统中的地位则由后世朱熹所肯定。由于二程生前遭排斥，其学被禁，其道统思想未能广泛传播。以致在百余年之后，至朱熹时，其所传之道又晦而不明。朱熹指出，因二程的弘扬，“道乃抗而不坠。然微言之辍响，今未及乎百岁，士各私其所闻，已不胜其乖异”（《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又祭张敬夫殿撰文》）。面对二程所传之道未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情况，朱熹起而继承二程的道统思想，充分肯定二程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朱熹在引述程颐为其兄程颢所作《墓表》之后，指出程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尽心下》）认为圣人之道经程氏兄弟之手，得以复明于世，自己又继承了二程所传道统。他说：“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顾学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由此可见朱熹对二程道统思想的继承。 　　3、对二程经学的继承 　　在经学史上，重义理，还是重考据，是宋学区别于汉学的一般特征。二程提出“由经穷理”（《遗书》卷十五）、“经所以载道”（《遗书》卷六）的思想，强调道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而不存在于注疏之中，治经学的目的是为了明理，由此重视对经书义理的阐发。这是对前代传注经学的革新。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这一思想，强调通经的目的是为了求理。尽管朱熹对二程轻视训诂的义理经学有所扬弃，但以阐发义理为治经之最高目标，仍是朱熹对二程经学的继承。 　　朱熹吸取二程的“四书”学，是他继承二程经学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以理学思潮为主体的宋学取代汉唐经学，与“四书”取代“六经”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分不开。在这个过程中，二程开风气之先，重视和推崇“四书”，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治“四书”为主、为先，从中阐发义理，“四书”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从而奠定了“四书”及“四书”学在经学发展史上重要地位。朱熹继承二程倡导的“四书”学，以毕生精力著《四书章句集注》，以“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及“六经”考据之学作为经学的主体，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这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里，每每祖述二程的观点，以二程的言论来揭示全书的宗旨和要义，并加以发挥。这充分体现了朱熹对二程“四书”学的继承和认同，同时表明二程的“四书”学对朱熹思想产生了客观的影响。 　　除以上所提到的外，朱熹还继承了二程的“性即理”思想、格物致知论、公私义利观、理欲之辨，以及对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