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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君子小人与治国之道 ——论《韩非子》的内在逻辑 冯 国 超 一 迄今为止,在对《韩非子》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争议,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韩非是否性恶论者?韩非的道德观是否属于非道德主义?《韩非子》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是势治、法治还是术治?秦朝的灭亡是否意味着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治国思想的彻底失败?等等。学者们对《韩非子》的认识之所以存在上述诸多分歧,除了各人理解上的偏差,也与《韩非子》一书某些具体论述中存在的自相矛盾有关。《韩非子》是由韩非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所写的几十篇论文编纂而成,书中论述确实存在一些前后不一及矛盾之处。这致使后世学者在论述《韩非子》时,大多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执其一端以阐己说;有的则干脆把《韩非子》中一些与自己所理解的韩非思想宗旨不合的篇章列为他人之作。以致古往今来,治《韩非子》者颇众,而真正能为众人接受的论述寥寥。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韩非子》的认识和评价只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呢?我认为不是的。因为当我们不拘执于《韩非子》关于某一问题论述时的只言片语,而深入到对韩非子》内在逻辑的把握时,许多矛盾与疑惑便可迎刃而解。那么,《韩非子》一书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呢?本人不揣冒昧地认为:以人性论为基础,以对君子小人的特点和现状的把握为中介,以对治国之道的具体论述为主体内容,就是《韩非子》的内在逻辑。把人性论看作是韩非关于治国之道的基础,这似乎已是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而对君子小人的论述在《韩非子》中并不占有重要篇幅,它怎么竟会成为《韩非子》内在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呢?为了较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在此有必要简述一下先秦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因为《韩非子》几乎是在与儒家德治学说的交锋中著述而成的,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可以帮助我们看出《韩非子》思想的清晰脉络。详细地研究以《论语》、《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不外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仁、仁政、礼治的思想,二是关于君子小人的丰富论述,三是关于人性善、恶的学说。其实,这三个方面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进一步的研究将使我们发现,儒家的上述三个方面的思想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互相联结,构成了儒家思想严密的内在逻辑:人性论是君子小人之分的基础,对君子小人的深刻认识和严格区分又是儒家治国之道的依据。具体说来,就是儒家认为:每个人都有先天相同的本性,这一本性决定了人在后天为善为恶的可能性;通过后天严格的道德教化,人人都可成为君子;但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所受教育程度不同,君子与小人并存,所以最好的治国之道,就是用仁义道德培养人,即孔子所谓的“道之以德”(《论语·为政》),最终使人人都成为道德君子。 在儒家看来,在一个人人都是君子的社会里,就会充满和睦、安宁和欢乐,就不会有争斗、欺诈和暴虐。因此,无论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以把全体百姓培养成君子作为他们最崇高的目标,这正如《礼记·大学》中所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他们确定君子的标准,划分出人的不同修养层次,无非是希望人人都能照此实行,最终成为君子。孔、孟、荀确定的这个目标,虽然被当时的许多人看成是迂阔而不切实际的,但孔、孟、荀却认为是很容易实现的。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着君子,而且,除了极个别者,大多数的君子都是通过后天培养出来的;既然君子是可以培养的,“君子国”的状况又是如此的令人神往,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为实现“君子国”的理想而奋斗呢?当然,他们也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君子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社会上充斥着小人,但不能据此就放弃通过施仁义道德把小人培养成君子的目标。孟子曾以“杯水车薪”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因为在他们看来,之所以会造成目前社会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培养君子的重要性而造成的,一旦最高统治者认识到培养君子的重要性,并以身作则,加以实施,那么“君子国”的产生将是极为容易的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而君主以德治国的影响力之所以会如此之大,是因为道德的推行,将会像春风的流行一样迅捷,即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当然,我们说儒家提倡德治,只是从儒家最根本的治国方略的意义上来说的,因为儒家并没有否认法治的作用,孟子就明确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但从德治与法治的地位来说,儒家是重德治而轻法治的。因为儒家认为道德完善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光靠法治是不行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高尚的道德只有靠道德手段来建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