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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叙事中的爱情——论《三家巷》中的爱情话语与时代语境 　　内容提要：文学作品中对革命和爱情的叙述虽然属于不同的文学传统，但二者有联合的可能，这一方面取决于叙事人对材料的处理，另一方面与具体语境的接纳程度有关。本文通过考察不同时期革命叙事中的爱情表达，说明蒋光慈、茅盾被左翼批评家认可而《三家巷》却遭遇诟病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语过境迁的不合时宜，而且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特质的文本呈现。 　　关键词：革命 爱情 蒋光慈 茅盾 《三家巷》 　　一 　　《三家巷》是十七年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文本，在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都在谈革命、谈工作不谈爱情的时候，《三家巷》用了超过二分之一的篇幅讲述着三个家庭中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 　　《三家巷》设计了两种爱情模式。一种是陈文雄与周泉、周榕与陈文娣之间的以追求个性解放和独立自由为旨归的“五四”式的爱情。书中写陈文雄与周泉这对恋人走在一起时是“手臂扣着手臂，身体靠着身体，一炉火似地”，这样的举止在1921年的中国无疑是反封建、追求个性的具体表现。周榕与陈文娣私奔去上海，旅行一个月后回了广州，他们平时各住各家，周末一起看场电影或是在旅馆开个房间，丝毫没有结婚的意思，而且在周榕看来“重要的是爱情本身，不是社会的承认或者不承认”。周家和陈家的这两对青年人将爱情当作他们实践“五四”精神的方式，爱情在他们或者说在五四时期青年人的眼中就如黄子平所描述的那样，“是信念、旗帜、屏障，是射入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是社会和政治进化乌托邦的情感对应物，惟独不是爱情本身” 。 　　另一种则祛除了爱情身上的众多标签，通过周炳、区桃和陈文婷之间的情感纠葛将“爱情本身”的幸福与痛苦演绎得最为生动感人。在这二女一男的三角关系中，性格倔强、单恋着周炳的陈文婷承受着因爱而生的嫉妒、委屈、悔恨等诸多感情的折磨。区桃牺牲前，陈文婷始终都是一个使着小姐性子却时时被嫉妒咬噬心灵的角色，区桃牺牲后，她却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因这爱情的力量不仅鼓励周炳振作起来为区桃报仇，甚至愿意为了周炳而参加革命。在《三家巷》中陈文婷的行为可以说完全是受着爱情的驱动的，这在十七年文学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人物形象。 　　《三家巷》出版后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批评家们围绕这部作品的思想倾向展开了讨论。有意思的是，不论认为这部作品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思想倾向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们都对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持一致的否定态度。蔡葵在批评了周炳形象的小资产阶级性格特点之后进而论述了“在关于他(周炳)的爱情生活的描写中，宣泄得更多的却是人物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比如外貌俊美的互相吸引在他们的恋爱中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缪俊杰等人在驳斥蔡葵并强调欧阳山无产阶级创作立场的同时也指出“应该说，周炳在爱情生活中确实流露了一些不健康的情调，而作者对这些缺点不仅批判得不够，往往还有些欣赏、溺爱，这是作品一个很大的缺陷” ……。 　　革命叙事中的爱情讲述受到如此的批评，那么，革命主题与爱情故事是否具有联合的可能性呢? 　　二 　　如果为中国的小说探源，我们会发现讲述爱情的故事和讲述革命/战争的故事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学系统，就好像“《红楼梦》里没有闹革命”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也没有写爱情，甚至连女性形象都很少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中国近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便会发现爱情故事与革命主题并不具有内在的排斥性，只是两者的联合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需要叙事人对两种材料的整合，二是需要当时具体的语境赋予其联合的合法性。 　　林岗曾分析文学中对“革命”和“爱情”的讲述：“文学里的所谓‘革命’，无非就是一种眼光，一种思想观念。它在那个时代表现为对既成社会秩序的不满，需要以暴力来推翻这种社会秩序以建设理想社会。举凡‘压迫’、‘剥削’、‘黑暗’、‘下层人民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包含在‘革命’这个概念里的主要内容。而性爱题材与这些内容并无不相容之处。‘革命’走进文学中来恰恰依赖了恋爱题材本身所具有的浪漫和反抗特征。人类的恋情总有浪漫激情的一面，而浪漫激情所映照的总是世俗的残缺不圆满。任何时代的恋情故事一定会涉及到浪漫激情的一面和现实不圆满的一面” ，因而，叙事人可以将爱情故事讲进革命的主题中。同时，两者的联合还需要社会语境的接纳，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经由革命推动的，文学因为始终参与其中而必须服务于革命，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文学所扮演的角色是开启民智的工具，须听将令的士兵，打击敌人的武器，文学由此必须时刻融入时代的话语系统，因而爱情故事与革命主题的联合受制于具体的社会语境。当爱情故事的讲述符合时代语境对革命的要求，两者的联合就被赋予了合法性，否则，合法性就会被取缔。 　　早在晚清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时候，爱情故事与革命主题就有了最初的联合。“小说界革命”时对小说主要是依照其表达的思想内容分类的，比如政治